近年来，两地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不断完善创业投资体系。四川省财政出资50亿元，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各类基金57支，募集基金规模超过633亿元。重庆市组建种子基金、创投基金分别达到38支和27支，规模为6.9亿元和161.8亿元，累计支持项目568个。但调研中不少人谈到，受管理体制约束，国有资本开展创业投资还面临“三多”问题。一是开展投资不灵活、约束多。一方面，有些政府出资建立的创投基金由行政人员负责管理，没有聘用懂市场、懂投资的专业化团队，受国资监管严等因素影响，他们普遍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投资初创企业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有些创业企业对国有资本投资也不感兴趣，担心一旦接受国有资本注资，就必须接受繁琐的国资审批和监管，给后续发展带来麻烦。二是监管考核严、限制多。比如，两地不少干部反映，有些地方对国有资本过分强调安全性，针对投资的每个项目进行审核，一旦单个项目投资失败造成损失，即使整体盈利也容易被追责。又比如，成都市某平台公司谈到，按照现行合伙企业法，国有资本在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中只能做有限合伙人，不能做普通合伙人，也就是说只能投入资金，没有项目经营管理权。三是资本退出难、障碍多。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国有资本开展创业投资退出一般要在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但确权等手续需逐级上报省级国资监管部门审批，往往因为时间长错失交易良机。比如，重庆某研究院谈到，2016年由职工众筹投资一个项目，单位以知识产权入股，项目估值4000万时准备出售，却因手续拖了一年多，期间市场形势发生波动导致最终没有赢利。

创业投资具有高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国有资本要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更多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更好保障支撑“双创”升级的资金需求。建议：一是建立符合创业投资特点的国资柔性考核监管机制。比如，改变按年按项目进行考核的办法，从中长期投资和投资组合的角度考核整个基金综合收益，赋予管理团队更大投资自主权，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二是进一步简化国有资本开展创业投资的退出手续。按照“谁出资、谁监管”原则，推动国有资本退出审批权限下放至同级国资监管部门，有效解决逐级上报导致时间长、效率低等问题。同时，扩大协议转让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国有资本支持按照协议约定退出。三是推行“投资+孵化”的升级版运作模式。调研中发现，有些政府出资成立的基金公司把投资与孵化结合起来，效果相对较好。比如，成都某区打造的盈创动力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既为企业提供债权、股权融资产品，还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咨询、上市辅导、投融资培训等增值服务，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截至2017年底，已累计为5400余家中小企业提供债权融资、股权融资超过500亿元，为1.9万余家中小企业提供投融资增值服务。建议借鉴这一做法，推动国有创投基金引进专业化管理团队，建立独立运行决策机制，通过提供“投资+孵化”等增值服务，提高投资的科学性和成功率。(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