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瑶　许金华　潘教峰　姬强　夏炎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交易额遥遥领先，并孕育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独角兽”公司，我国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然而，与美国等数字经济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补齐短板、加速发力。

一是“数字鸿沟”可能加剧发展不平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2016年，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数字经济规模均超过2万亿元，三省总量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宁夏、新疆、云南等十个省份数字经济规模普遍在3500亿元以下，十省总量仅占全国的12%。三次产业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同样很不平衡，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较快，而农业和工业的数字经济则相对滞后很多。据测算，服务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中间投入占中间总投入的比例达到10.08%，而在农业和工业，相应比例仅为0.44%和5.56%。

二是生产领域的研发和应用不给力。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主要应用于消费端，在数字技术创新、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核心技术空心化、价值链低端化、产业链下游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据测算，2016年我国97个生产部门中，ICT中间投入占中间总投入的比例低于0.5%的部门多达55个。以农业领域为例，生产端数字经济平均占比仅为6.2%，远低于服务端18.6%的占比。虽然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领域我国有不少企业，但大多热衷于商业模式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偏少。在通用芯片、基础软件、智能传感器、工业机器人上游零部件等底层共性关键技术节点上，多数技术仍受制于人。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2017》显示，超过七成的政府投资集中在服务类、平台类建设项目上，用于数字技术研发的投资不足5%。

三是局部泡沫化现象需要引起重视。近年来，数字经济中的生活服务领域投融资规模迅速增长，娱乐、家政、出行、购物、送餐等低技术含量行业受到资本市场追捧，有的甚至估值过高，一旦遭遇“资本寒冬”，很容易因资金链断裂而带来风险。一些产业发展以“数字化”为噱头，仅仅是对个别终端环节作了数字化改造，虚化、泛化问题比较突出。据统计，我国和美国的大数据投融资规模居世界前两位，但投融资结构很不相同。我国偏向于大数据行业应用，2016年上半年，超过九成的投资集中于此；而美国则侧重于大数据技术研发，包括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安全和数据工具开发等，同期超过70%的投资集中在技术研发领域。

四是众多传统企业有被数字化浪潮淘汰的风险。从现实需要看，越是传统企业越应当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然而在现实中，传统产业转型往往面临“内外交困”的“两难”局面，跟不上数字化潮流。从内部来看，传统企业一般具有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和严密的科层结构，在有效统筹线上线下资源、推动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转变、应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方面，大多反应迟缓。从外部来看，互联网巨头可以轻松打破以往“隔行如隔山”的行业壁垒，进行横向兼并重组，行业外的新生力量可以“异军突起”挑战传统企业。比如挑战数码相机行业的是智能手机，挑战电信行业的是即时通讯软件，挑战银行业的是移动支付企业。拥有数据优势的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抢占市场份额、重设行业标准、掌握产品定价权，使传统企业无力转型。

五是政府治理能力不适应数字化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大多采取平台模式运行。平台汇聚了千万级的商家资料、数十亿的消费者数据，具有跨界融通的显著特点，传统条块分割的垂直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者政出多门，这也是各国政府普遍遇到的治理难题。2018年3月被爆出的脸书（Facebook）超过5000万用户信息数据泄漏事件，暴露出了数字安全方面存在的巨大管理漏洞和监管盲区。就我国而言，2018年接连出现的互联网金融、网约车等方面的“乱象”，凸显了传统监管体制和监管模式与新技术、新模式之间的“不兼容”。(www.daowen.com)

应该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还有很大潜力可挖。根据2016年世界银行“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指数”对131个国家的排名，中国位居第50位。日本早稻田大学最新发布的“2017年数字政府总体排名”中，中国位居第44位。从人均信息消费水平看，2017年我国只有520美元，不足美国的1/8，日本的1/6。当前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尽快将巨大潜力转化为发展优势。

一要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数字经济发展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多行业，缺乏统筹规划可能导致政出多门、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甚至带来资源的浪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将数字经济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这也有利于宣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促进企业界在技术研发、商业应用等方面形成稳定预期。建议国家层面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部署数字经济行动计划和重点领域，推动构建数字经济产业体系，对完善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开放、改善政府治理等提出明确要求。顶层设计还应对多头管理、数字鸿沟等问题提出针对性举措，统筹协调各部门职责，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传统产业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加强顶层设计并不是要让政府越俎代庖，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优越的制度环境吸引创新资源汇聚，调动企业投身数字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要加快数字技术研发创新。现在各国都在数字技术研发方面加紧布局、强化攻关，如果我们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国数字经济就难以发展壮大。建议系统梳理数字技术底层共性关键技术清单，多元化加大“卡脖子”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努力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数字技术具有典型的去中心化特征，需要分布式创新单元的广泛参与、多样性研发团队的彼此碰撞、多种技术路线的相互竞争，技术研发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技术路线、要素使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要改善创新环境，在科技投入、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创新主体政策支持，激发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力，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变“选马机制”为“赛马机制”。

三要完善多元共治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数字经济促进了跨行业、跨区域、线上线下、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平台模式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经济形态下的治理方式和监管模式往往“水土不服”。建议紧紧围绕“治理主体是谁”“治理机制如何建立”“用什么手段治理”等关键问题，构建多方参与的立体化治理平台，完善平台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能。数字经济发展蕴含着大量不确定性因素，要加强前瞻性研判，促进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研究与数字技术开发的融通发展，完善风险预警和管控机制。

四要以“数字政府”建设引领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打造数字政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树立标杆和示范，推动数字技术的全面渗透。建议推进政府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和开放，打破政府各部门信息孤岛，实现政府数据信息的融汇应用，以政府数据开放带动各行业各领域的数据资源广泛共享。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契机，推动行政模式重塑和部门协同治理，促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公众提供定制化、个性化、便捷化的服务，全面提升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效率和质量。

五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经济的应用还集中在产业链下游和消费端。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避免“脱实向虚”，促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机智能交互等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政府投资要主动向周期长的生产、技术类创新领域倾斜，带动企业和社会投资。民生领域的数字化应用也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方面。比如，在卫生健康领域，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提高预防的前瞻性、诊断的精准性和治疗的针对性。在教育领域，虚拟现实等技术让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够领略外面世界的多姿多彩。要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在此基础上，探索数字技术的多样化应用，让数字红利更好造福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