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经济发展差异，精英等资源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获得显著发展，但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产生了巨大的虹吸作用。在一些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充分，更多村民更愿意涌入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随着农村仅有的少数精英人才资源以及物质资源的流失，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乡村治理面临治理主体虚化、物质资源匮乏的困境。一些经济富足的农村，出现“逆淘汰效应”。经过农村政策的调整，许多率先富起来的农民相继出现，但这些农民考虑到城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的巨大差距，仍然选择带走资源、技术和大量农村财富。可见，农村中的经济精英对乡村治理持冷漠和旁观态度，民主意识较城市居民弱化。同时，乡村中的政治精英法治素养不高，许多自利行为侵犯农民利益，迫使农民前往城市工作并长期留在城市。（二）乡村“空心化”致使传统乡村自治模式日渐式微

我国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提倡乡村向城镇化过渡和发展。乡村的城镇化一般指农村人口和各类资源要素向城镇中心集中，这是我国农村发展过程中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的一种乡村发展思路和方法，然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央的宏观思路到地方上可能会发生政策执行偏差。很多地方乡村在近年来出现人口、资本严重外流的“空心化”状况。乡村往往由青壮年先行进城打工，之后分批次将家庭重心由乡村向城镇迁移，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城镇中则开始出现“农民工”群潮。长此以往在乡村内部留下的成员多为老弱病幼，乡村人口外流的同时资本外流同样严重，人口和资本的流失使得传统的乡村自治逐渐瓦解。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是以血缘、宗族为维系和治理的基础，乡村内部的格局为差序格局，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亲密。在这样的格局中，乡村自治主要以村庄内有名望的宗族、乡绅等主导，除法律治理外，更多依靠乡村内部约定的公序良俗进行日常治理。而我国在推进乡村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治理平衡。一方面，大量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传统乡村宗族逐渐分崩离析，同时，人口外流意味着乡村精英治理缺位；另一方面，人才的外流带来资本的流失，乡村自身缺乏吸引力，招商引资越来越困难。传统乡土文化的弱化、人口和资金外流带来的乡村“空心化”问题最终致使传统的乡村自治模式日渐式微。

（三）乡镇政府财权、事权失衡致使其日常运转困难

税费改革之后中央重新划分了中央、地方两级税费种类，从当前看，地方税种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税种少、来源分散且不便征收。中央收归了主要且集中的税费来源，这一改革的初衷在于“倒逼”乡镇政府精简机构、裁撤冗员以提高办事效率。然而在税费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考虑到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各项财政体制改革，乡镇一级政府的日常运转资金自农业税改革之后主要由上级政府依据当年的财政预算向乡镇一级政府下发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乡镇政府的资金由税改之前的“向下汲取”转为“向上汲取”。而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这些转移支付资金具有迟滞性，乡镇政府发放官员工资已经很吃力，对于日常工作的运营更是有心无力。财权上移的同时由于乡村事权持续下放，让乡镇一级政府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乡村事务明显力不从心。在财权与事权失衡的双重压力制约下，多地乡镇政府运转困难。(www.daowen.com)

（四）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维权渠道不畅通

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是乡村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石和保障，制度约束从根本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改革，阻碍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首先，乡村治理结构是指乡村治理权力产生、运作与变更的制度安排与组织架构，具体由一系列制度规定。乡村治理过程中不仅需要经济政治规则和法律约束，也需要辅以道德文化、社会习俗等行为规范。而当前，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并没有充分有效结合。比如，村民自治立法存在盲区、村委选举存在拉票贿选、村务信息公开落实不彻底等问题。其次，从乡村治理组织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完全到位，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作用发挥不够，存在“越位”和“缺位”问题，且个别地方还有村两委不和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五）村民缺乏利益表达渠道致使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梗阻

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梗阻主要表现为：上级所供给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与村民实际需求匹配度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后农业税时代以来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由乡镇政府转移为上级政府，国家依据财政预算对乡村公共物品进行供给，而乡镇一级政府由乡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方”转为“接收方”，职能角色由主动变为被动，也就是说，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乡镇政府的存在感。

乡镇政府的存在感被弱化给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实质性的困局。税费改革之前，我国的乡镇政府实际上最能反映村民的利益偏好，村民的利益需求也大都由乡镇一级政府和村干部代为向外表达和向上输出，在上级政府与村民之间起到关键的维系作用。后农业税时代到来后，中央对基层政府权力的弱化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了村民的实际利益表达。近年来，各地乡村上访数量不降反增，“越级上访”成为村民维护自身利益的“撒手锏”。由于公共物品自身的属性，村民难以以一己之力满足自身各种需求，“搭便车”现象也时有发生。而现行体制下的乡村公共物品面临着供给不及时、投放不精准的现实困境，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乡镇政府职权弱化下的潜在社会问题。村民在失去乡镇政府这一利益表达主体之外并没有获得更为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其实际需要和权益无法向外申诉，公共物品供给梗阻现象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