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社会发展政策都是一定时期内对实践的认识，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存在。即便是中央政府的中央一号文件政策也可能超前、滞后或错位于农村发展实践，有的促进发展，有的作用甚微。因此，中央一号文件也需要不断更新。通过梳理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社会治理的政策内容，不断探索未来乡村社会治理的政策走向，以使乡村治理发展政策的顶层设计更加契合当下和未来乡村社会的实践发展需要。

（一）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相关法律

乡村社会治理多元化是当下和未来的趋势，如基层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合作社等多元治理主体，但目前仅有《村组法》对村民自治作出了比较完整的法律规定，而对其他治理主体尚缺乏相关法律文件。如此一来，其他乡村治理主体虽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缺乏明确法律保障支持，其发挥作用时的合法性难免遭质疑。由于没有对其他乡村治理主体确立明确的法律，那么各地可以制定不同的规范标准，这虽然兼顾了各地实际情况，但终究缺少规范化的法律规范依据。因此，为了规范发挥其他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功效，加快相关方面的立法显得非常紧迫。

（二）规范并加大对乡村社会治理组织的财政支持

2008—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为农村基层干部增加报酬和建立社会保障，但这种物质报酬和其他行业相比是较低的。首先，为了解决乡村干部的生活之忧和稳定农村干部队伍，需要较大幅度提高基层干部的酬劳，尤其是提高中西部农村干部的报酬。这既能激励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可以减少部分农村地区挪用公款的腐败现象，还可以抚慰当下精准扶贫工作中奋斗在一线的基层干部。其次，应加快解决村干部养老保障问题。如河南中部某县，多数村委会干部已经工作30多年乃至更长时间，至今却没有养老保障，这直接影响村干部继替的持续性。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需要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也需要从体制上做出改善。最后，应加大对村级组织的财政支持。2013—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要建立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而取消农业税后，基层组织运转经费主要靠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那么在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的背景下，理应加大对基层组织的财政投入。

（三）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民主监督机制

随着村民自治不同形式的探索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国家对农村社会建设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村庄和村民群众的利益呈现多样化。但是，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除村民自治有明确的民主化监督机制外，其他治理活动的监督机制往往不够完善。而农村基层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民主监督问题，因为村委会直接选举只是短暂的，日常村务管理却是长期的、不能停顿的。即使村民自治在法律上有清晰的民主监督规范，但中央一号文件仍多次强调要规范其监督机制，由此推断，村民自治在实践运作中的民主化监督执行得不够理想。2004年6月，自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并起到监督效果后，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国开始普遍推行，而对其他乡村治理主体的监督也需要逐步跟进。因此，乡村社会治理的民主监督机制建设尤为重要，特别是多元共治主导下的乡村社会治理。(www.daowen.com)

（四）继续创新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创新驱动战略，从国家到地方，创新覆盖经济、政治、管理等各个领域。因此，2013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重视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完善多元共治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这是近年来乡村社会多元治理的成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的治理问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只有不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机制，才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乡村社会只有不断创新和探索多元化治理机制，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出现的新情况。

（五）挖掘乡村社会内部治理资源

2016—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要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优良的家风和乡风对农村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进而可以引导村民参与到乡村社会的治理中，这对乡村社会的积极发展大有裨益。我国农村历史悠久，素来存在多种多样的治理资源，传统治理规则颇为丰富。例如，在宗族传统保存较完备的村庄，宗族组织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它们在维持传统文化仪式、调解邻里纠纷、组织老年人活动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而乡村社会不乏与此相关的治理习俗和规则，因而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强化道德教化作用。所以，推进乡村社会振兴和治理创新，可以挖掘乡村社会中有益的治理资源，充分挖掘乡村德治和自治等民间传统的现代治理价值。

（六）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青年人才加入乡村社会治理

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以完善农村长效治理机制。然而，2014年以来高校毕业生每年达到700万人上，回农村社会工作的却非常少。政府应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青年人才回乡工作，尤其要从体制上改革，如在农村社会工作，同样享受在城市工作的福利待遇。乡村社会的治理有青年人加入才有未来，农村的稳定也需要青年人才，农村的繁荣更需要青年人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一方面需要针对性地制定有本地青年加入的政策，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和治理，另一方面也要修订针对大学生村官参与村庄治理和发展的可持续方案，为学有所长、愿意献身基层的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就业提供便利。因此，乡村治理和“三农”工作队伍的建设，不仅要拓宽青年人才来源渠道，更要建立留得住青年人才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