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从农村破题，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国农村逐步实行，乡政村治体系取代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解决了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上存在的严重平均主义问题，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生活。同时实行村民自治的农村不再是国家行政链条中的正式组成部分，分田到户后的乡村开始去行政化，回归到了主要讲“经济效率”的“社会生活”。“村民自治”的设计理念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但好人治村、强人治村、恶人治村、能人治村等村治形态广泛存在。1992年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了“经济能人治村”或“新乡绅治理”模式，即由富人、精英担任村干部的村级治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普通农民政治参与的排斥，没有真正实现民主化村级治理。部分村民对村治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村干部的行为很难受到来自农村社会层面的监督和制约。21世纪初完成的税费改革，“一方面，农业税的取消使国家失去了参与农村公共资源再分配的资格，农村社会则因其所承担的国家税收职责的消失而不再能假借国家名义来进行农村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另一方面，农村社会虽然仍有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职责，但与之配套的却是以受益和自愿为基础的‘一事一议’制度”，“这引发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去政治化’”。

21世纪以来，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脱贫攻坚战，在现代农业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福利等方面积极作为。一是“资源进村”，以“直补到户”和公共服务的形式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如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与“低保”“新农合”“新农保”等各种补贴，以及修路、通水、通电、通网络、办学校、提供法律咨询等各种公共服务。二是“人员进村”。如党的十七大后全面推进的大学生村官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配备网格员、“第一书记”等，推动农村基层建设。三是“思想进村”。如一些省委讲师团进村开展的理论宣讲活动。由此，改革开放以来所弱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伴随国家资源所带来的各种福利开始回归农村，重新嵌入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实践中，以改变农村治理生态和治理模式。但在经历了“去行政化”和“去政治化”之后，少数人垄断村级权力对基层治理目标的消解和小官贪腐对国家下乡资源的利益侵蚀带来了消极影响；农村社会组织业已成长；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治理方式的协作性趋势出现。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在农村重新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及发挥其影响力，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