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造成冲击

长期以来城乡间的体制性隔离使得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得以保持，并相对稳定地延续发展。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打破了乡村系统的封闭性，稳态的农业社会开始逐步瓦解。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上，以传统农业为代表的乡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跌落。相比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业在国家GDP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14.7%下降至9.2%。农业较二、三产业的收益差距逐步拉大，基础性农业对于人口的吸引能力呈现不断弱化的态势，2000年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总计减少1.3亿人，比重从50%跌至29.5%。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价格持续下降，而外出打工却可获得高出农业收入数倍的收益，农民收入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经济结构的巨变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重组。随着农业的衰落，传统乡村社会围绕农业组织的家庭就业结构逐步瓦解，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了劳动力资源的再分工。家庭中青壮人口大量流出投入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家庭成员以代际分隔实现了经济活动空间的分离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化。正如梁漱溟所言，农业团结家庭，工商业分离家庭。农业的衰落和非农经济活动的不断丰富使得传统农村的社会组织网络开始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二）乡村规划建设的困惑

传统乡村社会的瓦解已成为必然，但在这新旧交替的过渡期，社会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想象却从未停止。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到底是什么？美好乡村究竟是什么样？乡村规划建设到底怎么做？社会各界对于这一系列关键问题的激烈争论甚至论战恰恰反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而规划学界的整体性失语则充分反映了乡村规划理论的缺失和实践的困惑。

中国当前的乡村规划实践很大程度上都处于探索与试错状态。早期的拆村并点已被实践证明是简单的想象，片面关注数量而忽略乡村社会复杂性的做法不仅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事实上也并未达到规划的预期。轰轰烈烈的乡村美化运动一定程度上是又一次规划价值观的试验性输入，成效依然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探索和试错过程中，乡村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优秀的乡村规划实践开始出现。然而，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总结和方法归纳，一些宝贵的规划经验尚未被合理地解析、提炼和系统化，就被简单地模仿。在基本忽略中国乡村的巨大差异与规划的在地性和在时性的情况下，不断制造出异化的复制品。当前乡村规划建设理论和方法的滞后已影响了乡村的转型发展，而既有的探索和试错已为正确地认识乡村的发展趋势、合理地总结乡村规划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础。

（三）乡村发展趋势与精明收缩的认知

1.乡村收缩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快速城镇化进程是理解判断中国乡村发展趋势的核心，而乡村发展本身就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在总人口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年均1.4%的城镇化率增长意味着每年有18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预测，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可能超过80%，也就是说在未来3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城镇人口仍将大规模增长，乡村人口的持续减少将成为必然趋势。人口大量减少必然要求空间重整，乡村收缩不可避免。

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收缩的根本动力是乡村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直接影响乡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农业份额的不断下降，农业将逐步转向以提高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化模式，提供的就业岗位将不断减少，对土地等要素资源的集聚要求不断提高，农业尤其是种植农业的就业密度将大幅降低。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生态+”等新经济的出现，乡村空间将围绕新的资源禀赋密集区重新集聚；大都市区等新的城镇化空间的出现，也将导致跨区域的乡村空间集聚重组，而新的集聚过程就是新的收缩过程。在社会层面，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的到来，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质量与空间布局都将持续影响乡村人口的减少和乡村空间的收缩。

乡村人口的大量收缩，从集约资源、提高服务水平的角度，必然要求对乡村空间和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重组。当前农村常住人口的大量外流不仅留下了大量空置房屋、抛荒土地，导致空间低效利用，还导致以基层服务功能衰退为代表的整体经济社会功能的退化。中国乡村量大面广，都市区域以外的普通乡村在数量上仍占很大比例，在缺乏优势发展资源的情况下，这些乡村即使生态良好，也仍是城镇化进程中主要人口的外流地。显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投入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而对已空心地区持续的投入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同时，在总体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低水平均衡的设施供给也无法真正满足乡村居民日益提高的需求。因此，为了集约、高水平而进行的精明收缩对于这些地区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www.daowen.com)

2.精明收缩的特征是更新导向的加减法

乡村收缩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现象，和增长一样只是一种状态。目前所呈现的与衰退、恶化相伴的收缩，其实是不正常的、不精明的收缩，问题不在于收缩本身，而在于收缩的方式和方法。如只拆不建、只堵不疏、治表不治里等消极的建设管理方式，只会导致乡村功能的衰退和人居环境的恶化。因此，必须尽快形成精明收缩理念的共识。精明收缩概念是近年来新兴于欧美国家的规划策略，和精明增长相对应，旨在应对城市衰退所引发的人口减少、经济衰落和空间收缩等问题，从收缩中寻求发展。虽然欧美的城市衰退与中国乡村收缩的背景、过程、机制截然不同，但精明收缩的理念却具有启发性，重在倡导积极、主动地适应发展趋势的结构性重整。

中国乡村的精明收缩必然也应当是积极的、主动的，是更新导向的加减法，有增有减而不是一味地做减法。乡村是城乡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的组成部分，精明的收缩不以消灭乡村为最终结果，而以发展乡村为根本目的。当前忽略乡村发展需求，在资金、指标、政策上对尚有发展可能的乡村作出种种限制，致使乡村发展陷入长久停滞的做法，都是简单的减法思维的体现。精明收缩下的乡村发展必然是一个总体减量，是有增有减、以增促减的更新过程，是从被动衰退转向主动收缩。精明收缩减少的不仅是乡村空间，还包括乡村无序发展阶段形成的不合理增量，如大规模的违建住房、不适应现代发展环境的要素、传统的低效农业、污染的乡村工业等。相应增加的应当是更具适应性的现代发展要素，如以生态农业、农村电商为代表的、面向需求的新兴乡村产业和服务设施。精明收缩需要在总量减少的同时加大对积极要素的集中投入，有选择地引入新的辅助要素，同时保护、更新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要素。这既是资源要素有限情况下效率与公平的追求，也是乡村转型过程中系统更新的要求。

3.精明收缩的目的是助推乡村现代化转型

更新导向的精明收缩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助推传统乡村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从而建构稳定的、强健的新社会结构。首先，通过精明收缩实现农民福利的正增长。农民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其意愿和行为决策对于乡村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在城乡交流越发频繁、信息转播日益便利的当下，农民的经济理性正迅速觉醒。农民不再“被捆绑在土地上”，尤其是新一代农村人口具有自主、理性选择最大化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大量的调研结果显示，当前个人打工的年均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乡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现象非常显著，进城打工成为大量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一比例在青年劳动力中高达63.76%。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乡村的持续衰退是农民“用脚投票”的结果。乡村发展是人的发展，而非物的发展，因此仅仅依靠环境整治和文化复兴留住农民只是精英主义的祈望。只有通过为农民提供切实的福利增长，即提高经济收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或者两方面同步提高，才能精明收缩，才是精明收缩。

精明收缩的关键在于精明，在于缩小城乡差距、打破二元结构，在城乡聚落系统内通过收缩将城乡差距变为城乡均等，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同时差异化地保持或赋予乡村丰富的内涵与地位。面向未来城乡聚落体系中乡村可能扮演的角色，精明收缩需要在乡村数量收缩的同时大大拓宽乡村的功能与产业发展可能，通过集聚促进传统农业产业更新升级，促进适应性非农生产要素集聚，在新经济不断发育的进程中，使乡村不仅延续农业服务空间的职能，同时在现代产业体系中承担一定分工。精明收缩助推乡村现代化转型，农村和农民不再是特定身份、待遇的符号，而是一种新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代名词。

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必然要求构建可持续的现代乡村系统。精明收缩并非短期的外来输血或扶持干预，而是在有条理、有意识的规划引导下，促进乡村社会的空间重构与治理重构。前者主要体现为建立符合现代要求的生活、生产空间，有选择地建立高标准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满足乡村居民不断提高的消费要求；后者主要体现为建立在现代化生产分配关系网络基础上的新社会秩序和治理结构。精明收缩旨在在市场、政府与公民三者之间，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之间找到最佳组合与平衡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通过重构具有高度适应性、结构完整的乡村社会，精明收缩将激活乡村内生造血功能，最终形成一个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现代乡村社会。

（四）结论

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打破了中国乡村系统的封闭性，内外动力的交织作用逐步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转型的时代已经到来。显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缺失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如何平稳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是乡村规划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深化对乡村发展趋势的理解、认知，已经成为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重要领域。基于对中国快速城镇化趋势的研究，认为乡村收缩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一定程度或阶段上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因此，必须充分正视乡村收缩问题，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应对乡村收缩趋势可能带来的种种困难与挑战。如果说乡村收缩是客观的，那么精明收缩就是主观的规划理念，它以更新为导向，倡导在整体收缩的背景下综合运用加减法，通过增量盘活存量，最终一方面实现农民个体福利的正增长，另一方面全面助推乡村整体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