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国际上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威胁。能否顺利地跨越这个陷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数量，经济就会陷入延缓、迟滞状态，甚至止步不前。到底人均收入多少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说法不一。有认为年收入七千美元者，有三千美元者，也有一千到一万美元者。我国现在人均年GDP已近一万美元，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都已经处在“井口”之中。现实的经济增速放缓也使人们加重了对这方面的关注。

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顺利地通过了这个陷阱，而大多数国家却迈不过这一步。虽然众说不一，但是有一点似乎是共识，那就是迈不过陷阱的原因是分配不公。

对于“分配不公”的论点我有两点不同看法。一个是不能说是“分配不公”，只能说是“占有不公”。因为“分配”是政治介入经济中的概念，最初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中专用的概念。这个概念形成后，人们就“反越时空”，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历史的、现在的一切经济形态中，把“占有”错误的当作“分配”。实际上占有的不公正是因为没有“分配”。如果真的有“分配”的存在，就可能会减少甚至没有“不公”。

当然，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一时也难以做到，约定俗成是一种很难抗拒的力量。但我相信，迟早“占有”和“分配”的区别会被人们接受的。

另一个是我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配”不公之说与事实也是完全相悖的。按此说法岂不是说凡是通过“陷阱”这一关的国家都是“分配公平”吗？回顾那些跨过“陷阱”的国家，哪一个是“分配公平”的国家？

如果有人问，按照我的说法，把分配不公改成占有不公这只是概念上的区别，其实并无质的差异，说占有不公是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可以了吧？我认为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也绝不是形成“陷阱”的主要、唯一原因。我认为有些国家顺利通过“陷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战争掠夺、殖民地收入和强制的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这三点又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暴力掠夺。例如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前近一百年被外寇掠夺去的白银不下数十亿两，甲午战争爆发后，一次就向日本赔款2亿5千万两，日本也因此迅速发展。西欧英、法、西班牙等国则占有很多殖民地，掠夺殖民地才使这些国家顺利通过陷阱。强制不公平的外贸是指在19和20世纪，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列强都是先用武力打开外贸渠道，然后把他们国家的剩余产品以各种形式，进入到一些弱小国家以榨取金银。进入弱小国家的产品，扰乱了弱小国家的经济秩序，从而使列强国家顺利地通过了陷阱。概言之，这些通过“陷阱”的国家，主要不是通过内需，而是以掠夺式的“外需”，才过了这一难关的。(www.daowen.com)

那么现在我国应如何渡过“陷阱”这一难关呢？当然，掠夺殖民地是绝不应当出现的。因此。依照拙见只能是从调整内需和扩大外需两方面着手。

调整内需，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国家的收入群体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即低层收入群体少，高层收入群体也少，而大部分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橄榄形”结构。

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治疗”中等收入陷阱是有道理的。从内需方面看，低收入群体有需要少需求，购买力低；高收入群体则是由有需求无需要，普通东西都有了，需要大多是高端产品，所以也难以形成大众购买力。只有中等收入群体，既有需要也有需求，能形成强大的购买力。从现实来看。无论是教育需求、医疗需求、旅游需求以及劳务、文化需求的强力支撑者主要是中等收入群体，俗称中产阶级。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治疗”中等收入陷阱看似悖理其实是有道理的，并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通过“陷阱”的重要途径之一。

另一副治疗“陷阱”病的良药就是国际贸易，以扩大外需补足国内的需求不足。然而，现在国际贸易也出现了严重的挑战。正因如此，习近平才提出建设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策略。这一策略不仅会使中国跨越陷阱，而且成果也将为参与的所有国家所共享，初步成果将是共同跨越过陷阱。然而无论是扩大内需战略还是外需战略，其实关键还是不断调整供给侧结构的“创新”。就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顺利地跨越陷阱。

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2050年之前能一直保持6.5%的增长速度，中等收入陷阱就可以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