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普罗透斯”式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3]正义是一个多元化的、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背景，正义的内涵是不同的。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恒定的、准确的概念。“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连，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4]人们也无法就什么是绝对的正义达成共识。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不同，甚至对立，他们对正义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法是阶级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法律的正义是统治阶级的正义观在法律上的表现。虽然在某些时期，法律正义价值的内涵在现在看来是非正义的，但在当时是正义的，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法的本质，在某一个时期物质生活条件是一定的，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共同生活在共同生产力水平之下，拥有大体相同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意识。因此，虽然基于阶级立场和利益的不同或对立，对正义的诉求不同，但在这一时期对正义内涵的理解也存在着许多共通的东西。在法治国家，法律应当以正义作为价值引导，规范不符合现阶段争议标准的市场经济行为，避免这些行为偏离轨道。然而难点在于正义是一个抽象的、可变的概念，让人难以把握。

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利益多元化的局面，这其中势力较强的各利益集团都试图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去影响立法，掌握法律话语权来实现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正义的标准不确定，正义就会被强势利益集团所滥用，为他们的不正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我们认为，在多元化的正义价值诉求中，只有那些顺应历史必然性，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利益集团的价值观才是正义的，这种正义观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具有社会进步性。(www.daowen.com)

2.时代背景下法律对正义价值的选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一方面，它是一个过渡性质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仍有残留，并且不可能完全消亡，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要合理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允许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合法存在是实现生机蓬勃、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这一阶段要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做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法的正义价值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劳资利益的过度失衡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特质，法的正义应当有利于平衡二者的关系，让劳动者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空间来发展自我。我国劳动领域内，正义价值的内涵也经历了变化，变得更加丰富，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利益均分到现在的多劳者多得利益。现阶段劳动领域的法律正义的内涵包含着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法律正义首先必须是公平的，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公平。当代意义的公平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公平并非绝对公平，而是相对公平。劳资关系主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由于先赋因素如人的能力，后赋因素如努力的程度、教育背景等导致个体存在着差异，对资本的占有情况也因此不同，绝对的公平对劳资利益关系而言并非公平。公平是指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双方有相互选择的自由，但并不要求劳资利益关系主体得到完全平等的结果。否则弱势的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会大打折扣，就会安于这种现状，不会去力图改善自己的处境和条件，摆脱弱势地位，资方赚取利润的欲望也会受到压抑，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第二，公平应当是实质的公平而非形式上的公平。从形式意义上来讲，给予劳方和资方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去安排他们共同而得的利益，去分配财富和社会资源，他们遵循着相同的规则和原则。实质平等则要求更多地考虑劳方和资方的特殊性和差别，在立法上更倾向于易于受侵害的弱势群体，以保证他们较少地受到盘剥和掠夺，实质上能公平地获得社会资源和财富。无疑这种实质的公平正义观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正义的内涵更加丰富，正义要求公平的同时也要兼顾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正义，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效率从广义上说不限于经济效率或劳动生产率，还包括了社会效率等其他领域。评价国家的进步与否在于所有或大部分效率的提高，而非仅为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率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企业竞争力的增强，社会物质基础巩固。社会效率则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谐稳定的社会为经济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更好的环境，社会效率的提高，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在于利益的配置是否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