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于政府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管制时，也对市场上的信息无法完全了解，会导致政府管制失效

政府管制本身应该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工具，但管制本身也需要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管制规则、目标应建立在对问题正确诊断的基础之上，但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场信息与必要的科学分析，管制机构常常做出错误诊断，结果无法对症下药，管制目的难以实现。再者，政府管制并非处在真空之中，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管制规则、目标必须及时更新；但由于管制机构缺乏回应能力，往往无法及时废旧立新，导致管制规则落伍，难以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管制规则的数量日益膨胀，而管制规则的表述复杂晦涩，管制者、管制对象和公众都难以理解，最终管制规则成为繁文缛节，给公民带来的麻烦远大于其解决的麻烦。管制机构数量的膨胀与相互沟通的缺乏，往往会造成管制规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管制规则制定过程的疏漏，又往往会导致管制规则与现行法律、政策的失调。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管制失效。

2.管制者可能会利用相对于被管制者的信息优势，而被处于信息劣势的被管制者“俘获”，为被管制的利益集团服务以谋求自身利益，从而导致政府管制失效

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同样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政府的任何一项管制政策，都要通过具体的政府官员来实施，但是现实中的管制者并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为目标。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他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有自己的效用。管制以后自然会有一个政府官员责任增加的问题，但情况与市场上企业家责任的增加不一样。市场上当企业家的责任增加，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最优的成本—收益平衡，而这个平衡恰恰可能也符合企业的最优经济效益。但官员在增加了大量的责任之后，一般不会相应地增加收益。这样就会形成官员成本—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官员就有可能做出许多非常没有效率的决策。除非我们能够设计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员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能满足社会的利益，否则管制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但是，我们很难设定一个标准，让官员追求社会的福利化。因此，管制者可能会利用相对于被管制者的信息优势，而被被管制者“俘获”，为被管制的利益集团服务以谋求自身利益。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管制，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所以，管制者会从供给一方推动管制的膨胀。斯蒂格勒曾经分析过“管制俘虏理论”^[6]，证明到最后好多管理者和被管制者本身变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总是会找到更多的借口，建立起更多的规则，利用政府赋予的合法权利、信息优势来创造出更多的管制来，反复创租。^[7]政府管制就此失效了。(www.daowen.com)

3.即使管制者拥有完全信息，但由于政府权力不同于市场合约，在管制者没有其他有效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往往言而无信，也会导致政府管制失效^[8]

一般而言，政府管制是被视为限制个人与集团利益的有效工具。有效率的政府管制，必须要使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对社会经济个体的行为实施直接控制。所以，政府管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依法管制，也即通常所说的依法行政。但这里的“法”必须是合理的法，是所有利益相关集团都接受的法。否则，依法行政或依法管制就成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侵害弱势利益集团的“合法”工具。但管制者即使信息完全、大公无私，在没有其他相应制度约束前提下，他也可能言而无信。管制是靠政府的权力实施的。权力不同于合约，它靠单方面强制执行。因而，靠权力做出的“承诺”如果“食言”，它不会受到另一方的惩罚。加之政府行为的目标多元化，此时的决定在彼时可能不符合其目标而不被执行。^[9]许多所谓受到“整顿”和取缔的什么“市场”“工厂”，都是经过当地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甚至在建设时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动员和鼓励，他们既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基建批文、技改批文、生产许可证，又有产品质量合格证、金融准入等“合法”证件。还有许多明明是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执法部门、监督管理部门却视而不见，更有少数执法者甚至在背后撑腰，充当非法经营者的保护伞。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政府管制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