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本书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类，分别为投资引力模型、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

引力模型来源于物理学，是用来解释物体间的引力大小与质量和距离的关系。后来引力模型被用于双边贸易的研究，并很好地解释了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GDP成正比，而与距离成反比的贸易现象。Anderson（1979）进一步把模型从双边贸易拓展到双边投资的研究，并提出国际投资的引力模型。近年来，不少学者用引力模型来分析国际投资的区位分布。引力模型成为学者们分析国家投资的基本模型。因此，本书也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对非洲OFDI的影响因素。

（一）理论基础

1.投资动机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四种：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寻求。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通过获取东道国的战略资产，如技术、品牌等技术溢出提高母国的竞争力。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有明显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Deng，2009），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一般不存在此动机，非洲与我国相比战略资产处于落后地步，并不具备中国企业OFDI所寻求的战略资源，我国对其投资更多的是技术溢出而非技术获得。因此我们将重点分析前三个动机。

市场寻求型：寻求海外市场是跨国公司OFDI的一个重要动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OFDI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面临着国内产能过剩和海外市场贸易壁垒的双重压力，因此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和规避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Taylor（2002）认为，具有市场寻求动机的OFDI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投资。随着非洲经济的发展，居民购买力的增加，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必将成为吸引我国投资的重要因素。林毅夫认为非洲是我国制造业转移的必要承接地。

自然资源寻求型：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必然导致对石油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而单靠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显然无法满足需求，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对资源富裕国进行资源开采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在中国近年来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相当一部分集中于能源矿产资源储量产量丰富的国家，特别是非洲。非洲不仅拥有石油等能源资源，而且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是世界各国投资非洲的重要原因（Asiedu，2006）。Buckley（2007）的研究表明，1984—2001年中国OFDI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正相关。

效率寻求型OFDI又称为成本导向型OFDI，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而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是利用东道国低廉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工资差异是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认为，FDI是为了利用东道国国内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由于本身具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初始阶段OFDI的效率寻求动机不强烈（Deng，2009）。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开始寻求非洲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投资，非洲的低劳动力成本是吸引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效率寻求是否是中国对非洲OFDI的主要动机还有待验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一直被认为很特殊，那其是否拥有传统投资理论的动机呢？本书提将分别就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进行检验。

2.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是东道国区位优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企业必须在遵守当地规则和体制的基础上开展相关活动，其商业战略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相适应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理论上，高效、完善的政府管理制度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生产效率、降低其投资风险及投资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Gani（2007）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确与中国OFDI正相关。但Kolstad 和W iig（2012）对中国在104 个国家的OFDI研究却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负相关。Buckley（2007）也发现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制度不完善的国家。

另外，制度因素对投资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来源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还来自于东道国与母国制度差距的大小（祁春凌，2013）。Habib（2002）认为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越小，则双方更加容易适应彼此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环境，因此有利于FDI的增加。Xu（2002）也指出投资与制度距离呈负相关关系，但制度距离并非越小越好。冀相豹（2014）利用2003—2011年中国OFDI数据研究发现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

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东道国制度对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影响不同。Asiedu（2006）认为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可以通过改善制度环境来吸引外商投资。Kolstad 和W iig（2012）发现，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的影响受东道国制度的影响，在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自然资源吸引中国OFDI，而制度完善的东道国，自然资源反而阻碍中国的投资。

中国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偏好还未形成一致结论，本书将分别检验东道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制度因素对不同投资动机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1.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书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等经济因素以及东道国的制度变量和影响中国投资的控制变量，参照Di Mauro（2000）的研究，将修正的引力模型设定如下：

fdiijt表示中国对j国的OFDI，cgdpit、hgdpit分别表示中国和东道国的GDP，Dijt表示中国和东道国的距离。Xit表示各影响因素：市场规模、自然禀赋、战略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制度变量和控制变量等。λ1表示时间和国家固定效应。εijt为随机扰动项，均值为0。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并不连续，某些年份为零甚至为负投资，如果简单将这些数据忽略，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因为中国是否对该地区投资不是随机的，而与东道国的经济及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将投资非正的国家排除会使研究样本成为自我选择样本而非随机样本。所以本书存在由非随机样本造成的样本选择偏误，Heckman（1979）构造的两阶段选择模型是处理该问题常用的一个方法。为此，我们采用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将中国OFDI的投资决策分为两阶段：是否投资和投资多少。第一阶段是Probit投资选择模型。首先观察中国是否投资受那些因素影响，估计中国OFDI的概率，并得到逆米尔斯比；第二阶段是把逆米尔斯比的估计值加入投资规模模型克服样本选择偏误，进一步观察中国投资的数量受那些因素影响。具体模型为：

模型（3.15）中，如果fdiijt>0，则fdiijt=1，否则fdiijt=0，此方程是Heckman 第一阶段的probit对外投资选择模型，其中Pr（fdiijt=1）表示企业对外投资参与的概率，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分布函数。方程（3.16）是投资规模模型，与普通OLS 不同的是该方程加入了Millsijt项，Millsijt为逆米尔斯比，具体表达式为：

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如果Millsijt项不为零且统计上显著，则说明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用Heckman 模型有效。

2.变量设定

（1）引力模型基本变量

包括中国和东道国的GDP和距离变量。GDP用来衡量市场规模，根据国际投资理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因此国内生产总值越大其投资潜力就越大。距离变量用来衡量投资成本，往往距离越大，投资成本和风险都越大。本书采用两国之间的海运距离来衡量距离成本。

（2）投资动机变量

本书分别用人均GDP、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劳动力工资水平来衡量市场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和效率寻求动机。人均GDP能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资源密集度定义为东道国油气和其他矿物资源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人均国民收入是对东道国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间接测度。

（3）制度变量

我们分别采用全球治理指数（WGI）和经济自由度指数（EEI）来衡量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其中，WGI指数是一个包括民主议政程度、政治稳定性、政府管制效率、法治环境和腐败控制六个子指标的指数体系，可以全面反映一国（地区）政治制度质量。这六个指标的赋值区间为-2.5 ～2.5，得分越高代表制度质量越高。本书将各东道国2003—2013年的六个子指标得分加总，得到东道国法治制度质量指标。此外，EEI指数包含商业自由度、投资自由、贸易自由化、财务自由、财政自由、产权、政府支出、腐败状况、货币自由、劳动自由十个方面，较全面地刻画了一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各个指标累加后的平均值可以计算出总体系数，得分越高说明其经济自由度越高。同时，为了检验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差异对OFDI的影响，我们运用二者差的绝对值来衡量制度距离。

（4）控制变量

本书在模型中加入双边汇率和是否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两个控制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汇率水平的变动相当敏感，但学术界未就汇率对OFDI的影响达成一致，为此，我们将检验双边汇率对中国OFDI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BIT）是两国政府签订的针对双方相互投资的一系列特定协议和条款，旨在激励、促进和保护两国之间的投资，是目前国际投资领域最普遍的国际协定。当两国签有双边投资协定时，投资风险将大大降低，往往会促进签约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双边投资虚拟变量，反映双方是否签双边投资协定，是取1，否则取0。

3.数据说明(www.daowen.com)

本书样本来自非洲52 个中国OFDI东道国。中国与东道国的GDP、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皆来自联合国国民账户数据库（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其他变量的来源如表：

表3.15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三）结果分析

以往研究表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环境与FDI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处理。首先，我们借鉴蒋冠宏（2012）的做法将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变量滞后一期，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其次，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Heckman 两步法的第二步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同样能解决内生性问题。同时，为了减小异方差，我们对标准差较大的变量做了取对数处理。

1.投资动机检验

我们首先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对Heckman 模型进行基本回归，模型1 中的制度变量采用东道国绝对制度变量，模型2 采用相对制度变量。从LR检验看，Mills逆显著，说明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用Heckman 模型有效。同样，基于系统GMM的Heckman 回归结果中，Mills逆在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16。

表3.16 Heckm an选择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变量显著。Sargan 值检验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接受原假设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是合理的。AR（1）和AR（2）判断随机干扰项是否序列相关。LR为似然比检验，检验Mills逆的显著性，以判断模型是否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引力模型核心变量的符号与传统理论一致。中国GDP和东道国GDP符号为正，表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东道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OFDI规模均扩大。基本Heckman 回归结果显示中国GDP对投资规模影响更明显，而东道国GDP对投资选择影响更明显。基于系统GMM的Heckman 回归结果则显示二者都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的规模。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符号为负，但结果不显著，可能与本书样本集中选择在非洲地区有关。双边投资协定显著地促进了投资规模的增加，双边汇率与OFDI成反比。

东道国GDP反映了中国OFDI对市场规模的寻求动机，进一步地，人均GDP也显示与OFDI正相关，反映了中国OFDI对市场机会的寻求动机。而人均国民收入显著地阻碍了OFDI的规模，说明中国对非洲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即效率寻求动机的存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和非洲劳动力成本差距较大，根据雁行理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地区转移是必经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是双赢之举。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成功案例也支持了这一观点。Nat的系数为正，且在投资选择阶段显著，在投资规模阶段不显著，表明中国对非洲的OFDI存在资源寻求的动机，但不是影响投资规模的主要原因，与Cheung（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Cheung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是以寻求自然资源为目的。中国对非洲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往往被高估，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发现，在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中只有29%用于采矿项目。随着私有企业投资的不断增加，中国对非洲投资逐渐呈现多样化，很多小企业从事批发、零售、餐饮和纺织等行业。

东道国制度的影响我们分别采用了绝对制度变量和相对制度变量，两组回归结果均显示相对制度变量对OFDI的影响不如绝对制度变量的影响显著，蒋冠宏（2012）也认为制度接近性不适合中国的OFDI。因为描述制度绝对差异对FDI影响的“制度接近性”理论是针对发达国家间的投资提出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比较优越，而本书研究的对象是非洲国家，广大非洲国家间存在较大的制度差异且制度不稳定，中国难以与其形成稳定的制度相似性（冀相豹，2014），故制度接近性理论不一定适用，因此，我们将重点分析东道国绝对制度变量对其吸引FDI的影响。在投资选择阶段，WGI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投资规模阶段显著为负，说明中国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会选择政治制度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但投资规模较大的地区政治制度环境较差。EEI系数与WGI刚好相反，在第一阶段显著为负，在第二阶段显著为正。

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选择投资地区及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广大非洲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较复杂，素有投资陷阱的毁誉，往往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因此，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投资选择阶段会偏向政治制度较好的国家，且中国对于治理不善国家的风险厌恶情绪不断上升。而中国OFDI具有很多自己的特点：首先，政府在投资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许多投资可能出于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目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信贷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保障；其次，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标准，因此不像其他投资者那样规避风险（Buckley，2007）。中国对外投资的独特性使其并不完全排斥制度环境复杂的国家，反而由于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中国企业能够适应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促进投资规模的增加。

中非经贸合作区是中非投资最重要的合作模式之一。由于惯性思维的存在，中国企业在做投资可行性分析时可能会选择与中国比较相近的经济自由度相对较低的国家，中非经贸区大都建立在非洲欠发达的地区。但自由度较高的环境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的作用，有利于各种资源自由流动，且有利于加强与当地企业联系，形成完整产业链，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从而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国家更有利于经贸合作区的良好发展，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即在投资规模阶段经济自由度促进投资的增加。

2.制度与投资动机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资源寻求动机，同时东道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中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东道国制度对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是否影响不同呢？本部分将分别用WGI和EEI与投资动机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基于系统GMM 的Heckman回归结果如下表3.17 和表3.18，回归结果显示其他变量均与加入交互项之前的回归结果变化不大，本部分将不再详述其影响，而主要分析交互项的影响。

表3.17 政治制度与投资动机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变量显著。模型（1）中Ln（pgdph）显示的是Ln（pgdph）×WGI的回归结果，模型（2）中Ln（pgnih）显示的是Ln（pgnih）×WGI的回归结果，模型（3）中Nat显示的是Nat×WGI的回归结果。

投资动机与政治制度的交互项Ln（pgdph）×WGI、Ln（pgnih）×WGI和Nat×WGI均在第一阶段为正，在第二阶段为负。表明政治制度较好的东道国，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和资源禀赋促进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但不利于投资规模；政治制度较差的东道国，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和资源禀赋阻碍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促进投资规模。即中国OFDI投资选择偏向于政治制度较好、人均GDP较高、人均国民收入较高和资源禀赋充裕的国家。也就是东道国政治制度促进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的投资选择，阻碍效率寻求型OFDI的投资选择；而质量好的制度环境阻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的投资规模，促进效率寻求型OFDI的投资规模。

表3.18 经济制度与投资动机

续表

注：模型（1）中Ln（pgdph）显示的是Ln（pgdph）*EEI的回归结果，模型（2）中Ln（pgnih）显示的是Ln（pgnih）*EEI的回归结果，模型（3）中Nat显示的是Nat*EEI的回归结果。

交互项Ln（pgdph）* EEI、Ln（pgnih）* EEI在第一阶段为负，在第二阶段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经济制度负向影响市场寻求型OFDI的投资选择而正向影响效率寻求型OFDI的投资选择。经济制度较好的东道国，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阻碍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政治制度较差的东道国，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促进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Nat*EEI在第一阶段为正，在第二阶段为负。即中国OFDI投资选择偏向经济制度较好、人均GDP较低、人均国民收入较低以及资源禀赋充裕的国家，在经济制度较差且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规模较大，也就是东道国经济制度阻碍市场寻求型的投资选择，促进效率寻求型和能源寻求型OFDI的投资选择，阻碍能源寻求型OFDI的投资规模。

东道国制度对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的影响是由这两种投资的性质决定的。良好的政治制度环境，如健全的法制环境、高效的政府管制等是实现过剩产能转移的必要条件，但以最小化成本为目标的效率寻求型OFDI往往会选择制度不健全，员工权利得不到保护的制度环境较差的环境，就像随着我国劳动法的不断完善，许多外资企业开始将生产转移到越南、老挝等国家进行。而同样为了实现效率最大化，良好的经济制度对效率寻求型OFDI却是必的。民营企业投资越来越多，在投资选择问题上更偏向于公司利润最大化，但最终总体的投资规模往往是由国有企业投资决定的，制度因素对投资规模的影响与未加交互项时的影响一致。

资源禀赋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交互项均在第一阶段为正，在第二阶段为负，表明中国对外投资选择阶段倾向于制度环境好、资源丰富的东道国，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不相符。第二阶段显著为负，表明在制度环境差、资源丰富的东道国，中国对其投资规模较大，Kolstad et al.（2010）也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向制度环境较差而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道国投资。可能同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可以较快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并有效规避其制度缺陷。同时，中国国有企业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具有较高的承受能力。最后，中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可选择的对外投资市场制度环境往往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