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研究国际合作和生产率关系的焦点从宏观层面转移到微观企业层面，Melitz（2003）提出了完整的贸易和生产率的理论框架，Helpman et al.（2004）进一步将对外投资加入模型，认为只有效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效率次之的企业则对外出口，效率较差的企业只能留在国内市场，效率最差的企业则退出市场，并形成了“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两条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自选择效应

Bernardet al.（BEJK，2003）和Meilize（2003）从生产率异质性角度分析企业出口或非出口问题，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从微观视角对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的研究。Helpman et al.（2004）首次将投资加入模型（HMY），分析生产率在企业服务国内市场、出口或对外投资选择中的决定性作用，效率最低的企业将退出市场，效率较低的企业仅服务国内市场，较高的企业通过出口服务国际市场，效率最高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即“自选择效应”。Head 和Ries（2003）将东道国的要素成本引入HMY模型，并利用日本的企业数据检验发现，投资到低成本国家企业的生产率低于投资到高成本国家企业的生产率。Yeaple（2009）对HMY模型进行了拓展研究，认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存在着“啄食顺序”，在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最强势者无论是海外市场的绝对数量还是子公司的规模都远高于普通企业。

实证方面，Arnold（2005）对德国企业的K-S 检验和分位数回归分析、Girma和Kneller（2005）对英国5332 家企业的随机占优分析、Bogheas和Görg（2008）对爱尔兰企业的多项logit回归分析以及Oberhofer（2012）对克罗地亚等欧洲十国的二元Probit回归分析都支持了HMY假说。但Damijan（2007）在对斯洛文尼亚企业的实证检验中发现，尽管确实存在出口企业和OFDI企业对内销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但OFDI企业对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并没有统计显著性。Todo（2011）也指出，日本的FDI企业的生产效率虽然高于出口企业，但这种优势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国内学者用微观数据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率对出口的影响，并提出“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不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之后，学者们又分别从出口密度（范剑勇，2013）、加工贸易（戴觅，2014）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关于生产率对企业投资和出口决策的影响，田巍等（2012）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数据研究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有越大的概率对外直接投资。现有文献尚缺乏关于运用中国微观数据检验企业选择出口和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时是否满足“自选择效应”的相关论述。

（二）学习效应

1.出口学习效应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普遍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较大的生产规模以及较高的工资水平，但出口和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是比较有争议的话题，企业是生产率达到较高的水平才会出口，还是出口之后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前者称为“自选择效应”，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后者称为“学习效应”，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还有许多实证检验不支持学习效应的存在（Yashiro和Hirano，2009；Damijan，2010；Ito和Lechevalier，2010）。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主要通过上下游联系实现。面临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产品需求，出口企业比国内企业更有改善产品质量的动力，且在此期间出口企业有获得国外企业技术援助的可能，这都可能会促进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高。Biesebroeck（2005）认为，企业出口后向国外消费者和供应商学习，提高了企业生产率。Kimura（2006）运用日本企业层面数据证明了出口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现象。Loecker（2012）证明了国外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会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率。Kaoru（2015）运用PSM-DID分析了日本企业出口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出口之后生产率显著提高。(www.daowen.com)

出口企业面临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Bloch（2007）运用新加坡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出口导致的规模效应以及固定设备的改进是其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同时，实现规模经济后，企业的利润空间更大，将会增加企业用于研发的资金，且面临较大的市场需求，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具有研发动力。Aw（2000）运用中国台湾数据研究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有可能研发。

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效果与出口结构相关，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主要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获取微薄的利润，从上下游企业学习的机会较少，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不大。吕大国（2015）研究发现，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加工贸易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中国出口贸易采取的是注重数量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加工贸易占据很大的比重，这也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独特性，是我国企业出口学习效应不显著的重要原因。刘瑞翔（2011）认为，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也是经济粗放式增长的原因。李小平等（2008）研究发现，我国主要行业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吕延方（2015）则认为出口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包群等（2014）通过引入异质性因果推断，采用匹配倍差法对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变化进行了细致考察，发现企业出口未能明显提高生产率，相反出现了负向的学习效应。因此，在我国出口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的背景下，研究出口学习效应对调整出口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更有意义。

2.OFDI学习效应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OFDI对传统OLI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些对外投资企业并不具备Dunning（1996）折衷理论所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针对这种现象，技术地方化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比较所有权优势理论等对其做出了一定的解释。另外，还有一类研究OFDI与逆向技术溢出的文献与本书相关，即OFDI学习效应。

寻求技术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对外投资企业可以通过跨国并购、联合开发或直接投资到技术资源丰富的地区等手段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当然，最终的学习效果与企业自身的生产率、学习能力以及技术转移能力有关（Smeets，2011）。与出口企业相比，对外投资企业要在国外市场生存发展，面临更陌生、激烈的市场环境，境外子公司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增强竞争力。第一，从当地吸收优秀的人才，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为母公司服务，且母公司往往需要给子公司提供服务及中间品等，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结合，会进一步增强企业在母国及东道国的竞争力（Herzer，2012）。第二，深入了解当地市场，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当地企业的生产技术等。子公司是母公司获得知识、技术、管理能力等各种资源的载体，通过逆向技术溢出可以提高母公司的生产率（Chen et al.，2012）。因此，对外投资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以及战略资源（Ramamurti，2012）。第三，并购国外先进的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中国联想收购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和印度塔塔钢铁成功收购康力斯的行为均加速了它们在全球市场中的学习，提高了自身的比较优势（Deng，2009）。

虽然技术寻求动机被学者们普遍认可，但关于企业OFDI学习效果检验的文献还比较少。Barba（2010）运用匹配和倍差法研究发现投资到发达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得到提高。Hijzen（2011）运用法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了OFDI对母国生产率的显著促进作用。Edamura et al.（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但Bertrand（2012）则发现，由于缺少国际经营经验以及所有权优势，俄罗斯的跨国公司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不明显。国内文献来看，黄速建（2009）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先进技术。肖慧敏（2014）用2005—2011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技术水平。蒋冠宏（2014）运用倍差法检查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发现企业对外投资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