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生态治理的合作和共享机制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效应。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跨界污染为例证明了国家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并不必然导致公地悲剧，并且存在很多可能的自愿合作来控制排污量，可以有效保护环境。然而，国际之间的环境协议由于存在严重“搭便车”的动机，需要众多国家参与保障信用承诺，很难实现其效果，有学者认为区域之间的合作对外溢效应扩散更有利。Asheim等（2006）证明了对于类似减缓气候恶化这样的外溢性环境公共品的供给，区域性合作要比全球性合约更有效，福利会更高。Oates（2011）认为科斯式协商可以达到辖区间外溢性公平的帕累托有效解。国内的学者在相关研究侧重地方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金太军（2007）指出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过程中，当各地政府的欺诈成本远远大于欺诈收益时，各地地方政府就会在博弈中采取合作的策略。也就是说，虽然博弈过程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谈判成本等，但是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协商达成对区域公共管理的认同协议是可能发生的结果。卓凯和殷存毅（2007）认为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性障碍和不同水平成员之间的合作激励问题构成了我国目前跨区域合作环境治理机制的两个根本性难题。王奇（2016）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发现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决定了地方官员任期长短对地区间是否采取合作态度共同治理跨界污染具有重要性影响，因此为了保证地方环境合作机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应尽量避免地方领导的频繁更替，并考虑实行地方官员环境保护终身追责制。(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