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与基本假设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可以增加生态资本存量，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地理空间的交互作用日益加强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具有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地方政府的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效应存在较大的空间外溢性。在条块分割的行政辖区背景下，责任与收益不对等的投资行为会强化周边区域政府“搭便车”的行为，同时也会让本区域政府在决策上更重视以改善局部环境质量为目标的治污模式，使得地方政府之间容易产生推诿和卸责的倾向。这不仅抑制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效应在区域之间的溢出，甚至强化了环境污染的“邻避效应”，对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本书亟须验证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效应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如果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那么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生态环境质量关系就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科学评估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效应，这不仅丰富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理论内涵，对于进一步厘清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效应的机制和作用机理有着积极的意义。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1：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存在空间溢出。可能的原因是：生态系统具有天然的整体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通过一定的媒介和方式在空间内进行流动。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效应有可能随着生态系统的空间流动性向周边区域传递。研究假设H2：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生态环境质量存在非对称关系。可能的原因是：本区域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可能会通过“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促使周边区域加强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从而对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空间溢出的存在也有可能会产生“邻避效应”和“搭便车效应”，导致周边区域减少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从而降低周边区域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因此，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之间可能是非线性的关系。

（二）指标选择和数据说明

1.因变量选取

选取农业生态污染综合指数作为衡量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指标。农业生态污染综合指数越高，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越低；农业生态污染综合指数越低，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越高。基于对农村污染的特征性事实观察，发现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①农业面源污染，即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化肥、农药、地膜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同时我国禽畜业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蛋生产国。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禽畜养殖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约占农业源水污染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56.67%，是农业水源污染排放量最大的一个行业。本书选取了化肥使用量（吨）、农药使用量（吨）、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吨）以及禽畜产污量（万吨）四大指标来表征，其中禽畜产污量（万吨）的具体计算方法参考吴其勉；②农村工业污染，农村工业化的特点是低技术含量、粗放式经营，农村工业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繁荣，也给农村带来了大量的污染。本研究基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工业污染排放数据对农村工业污染排放数据进行估算，具体估算方法参考邵帅（2020）的处理手法。③农村生活污染，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产生的垃圾城镇化特点越来越明显，农村生活垃圾由易降解向不易降解转变，垃圾产生量大大增加，再加上农村垃圾回收率非常低，垃圾渗透液随着雨水直接进入河道，污染农村地表水和地下水，给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本研究选取了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排放量来表征。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排放量由乡村人口数量（万人）乘以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率（吨/（人·年））计算得到。其中，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率采用韩智勇等的处理手法。最后通过熵权法计算出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表征农业环境污染程度。

2.自变量选取

（1）核心解释变量。

选取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综合指数作为其核心解释变量。

（2）控制变量。

为了能客观评价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本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关联性，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可能对农业生态环境有影响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经广泛研读文献，同时考虑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等，将影响变量设定如下。①人口规模是影响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社会因素，是评价一个地区环境承载力的重要指标，选取乡村人口数来衡量。②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考虑到经济发展基础是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前提，选取农林牧副渔总产值来衡量。③技术水平是影响农村环境治理能力最重要的因素。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生态资源的利用率。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④财政收入是农业生态资本投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选取各个省份的财政收入来衡量。⑤农村居民富裕程度会影响农村生态资本投资的规模，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⑥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是实施农业生态资本投资行为的社会基础，一般而言，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实施农业生态资本投资行为往往较多，选取农村居民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

通过收集整理EPS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以及1999—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的数据，发现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数据缺失严重，因此这些地区未被选为研究样本。此外一些省份在某些年份存在少量的数据缺失，均采用指数平滑法补充完整，并通过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计算出不能直接获取的数据。表6-1为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6-1　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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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理论模型构建

农业生态资本要素在各省域间的流动并不是互相独立的，某个省份生态资本投资的状态可能会受其他省份行为的影响。因此，忽略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所伴随的空间相关性可能会造成模型的错误设定。基于此，在前文扩展的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选用能够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空间相关性考虑在内的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来考察生态资本投资区际流动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对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环境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考虑到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水平在区域间可能存在扩散效应，为探究这种扩散效应，构建空间滞后模型，见式（6-4）：

其中，vit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独立同分布。

考虑到不同区域空间位置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区域研究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差异性，构建空间误差模型，见式（6-5）：

其中，，ρ为空间自相关系数。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同时根据检验统计量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进行选择时，参考Lesage和Pace（2009）的方法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见式（6-6）：

其中，ρ表示衡量不同区域变量间依存度的空间自相关系数，τ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独立同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