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呈现出来，中央政府快速响应，国家密集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律和环境标准，保证了对大气、水、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环境要素进行治理的需要。这些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等11部法律。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管理体制的建立，对农用水、农用土壤、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等重要农业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进行了法律保护，虽没有明确提出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相关概念，但这一举措无疑为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是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它第一次通过法律强制性手段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确立下来，并将环境保护纳入1982年宪法中，正式明确了自然资源保护的法律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涉及农业环境保护的条款只有第二十一条“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合理利用污水灌溉，防止土壤和作物的污染”。

这一阶段在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出台的大背景出现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农村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其中，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就是要通过创新农业生态资源利用方式来节约自然资源，发挥市场在配置和管理农业生态资源方面的作用。这就要求不仅要理顺农业生态资源产品价格，而且还要建立保护和更新农业生态资源的价格补偿制度，适当进口短缺性农业生态资源性产品。这一根本性转变已开始关注农业生态资源开发利用所带来的农业生态环境效应问题，并强调要依据“个体承包、以粮代赈、退耕还林草以及封山绿化”的原则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国家明确提出要通过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来管好、用好和保护好我国的耕地资源；生态资源开发利用政策倾向于“有水快流、靠山吃山和靠水吃水”的农业生态资源加速开发政策。同时，我国政府不断改变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思路，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要大力建设农业系统各类保护区，积极防治农药和化肥污染，加快自然保护区建设和湿地保护。这些环境治理和保护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阶段。此外，国务院在1996年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在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综合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及引进外资等方面，抓紧制定和完善促进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政策和措施。(www.daowen.com)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政府在生态资本投资的政策和资金来源上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以单纯国家财政支出开始转变为以国家投入为主，同时开始考虑其他的社会渠道来吸纳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资金，解决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比如“开发者”和“污染者”应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和修复，引入金融信贷的渠道及引进外资的渠道等。这一阶段，农业生态资本投资重点放在农业生态污染治理和农业生态修复领域。

与此同时，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实践活动也开始展开。1982年，北京大兴县长子营乡留民营村成为我国第一个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的试点村，此后开始慢慢出现了许多增收效益的生态农业模式，比如稻田养鱼、稻田养萍，林粮、林果、林药间作的主体农业模式，农、林、牧结合，粮、桑、渔结合，种、养、加（工）结合等复合生态系统模式，鸡粪喂猪、猪粪喂鱼等有机废物多级综合利用的模式。生态农业的生产以资源的永续使用和生态环保为重要前提条件，依据生物与环境相协调适应、物种优化组合、能量物质高效率运转、输入输出平衡等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的输入组织生产。这一阶段生态农业的试点建设与实践为农业生态投资的开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