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品与外部性

1948年，萨缪尔森在讨论是由市场还是由政府来执行一种物品的分配或成本补偿时谈到，如果一种物品由非集权首次分配，那么它就是集体物品。在他的著作中，集体物品等同于公共物品，这是早期公共产品定义的雏形。随后，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其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将“集体消费的产品”定义为公共物品，即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以产品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为视角划分的公共产品定义已经被理论界广泛认可和接受。萨缪尔森专注研究以灯塔为代表的纯公共品，Tiebout（1956）则将外部经济引入萨缪尔森的集体消费概念中，发现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公共品定义，即公共品是一种能够被生产出来却无法对相应的消费品进行合理收费的产品和服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一种物品可以完全满足纯公共品的严格定义，即使是像国防和外交这类公共品，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同等的消费数量和质量（斯蒂文斯，1999）。

对非纯公共品的研究源于Buchanan（1965）提出的“俱乐部理论”。这一理论拉近了萨缪尔森定义的纯公共品和纯私人品之间的距离。该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者制度安排来排除部分成员的参与以及“搭便车”行为，从而实现公共品消费的排他性。此时，俱乐部就能通过私人或自愿的途径提供公共品。然而，当俱乐部成员过多时，“拥挤效应”会影响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因此俱乐部存在确定最优成员数量的问题。

Oakland（1972）在俱乐部理论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研究。他发现，非竞争性是公共品区别于私人品的关键特征，当放松“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这一强假设，并假定增加一个消费者会给其他人带来一个拥挤成本时，这一类公共品就是拥挤性公共品，即消费者从拥挤性公共品获得的效用会因为其他人的使用而减少，典型例子就是拥堵的高速公路。不同于Buchanan的俱乐部理论，Oakland给出了拥挤性公共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1994）将萨缪尔森的公共品纯理论性定义扩展到更贴近现实经济社会的一般性公共品定义。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纯公共品的例子极其少见。更一般的情况是，在保持该商品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个体消费的增加不会使其他人的消费等量减少。比如一条很少使用的高速公路，个人的使用对其他人的利益只存在轻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影响。

随着公共品理论的逐渐发展和完善，公共品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1）公共品按照基本特征差异划分为纯公共品、准公共品和混合产品。由于某些产品的效益存在内部性，破坏了其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充分与完整，这部分产品就是准公共品。准公共品又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俱乐部产品和公共资源（common resources）。俱乐部产品可以通过技术设置或者制度安排来排除部分成员的参与以及“搭便车”的行为，具有排他性；公共资源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由政府部分提供管制并调节，比如公共牧场、海洋资源等。

（2）公共品按照物质形式可以划分为有形的公共物品和无形的公共服务。通常而言，用来满足人们物质消费需求的公共物品具有显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比如城市基础设施；而那些用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公共服务通常不具有显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比如国防、教育、文化宣传等。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的研究对象同时包括了有形的外溢性公共物品和无形的外溢性公共服务。

（3）公共品根据供给目的的差异可以分为经济性公共品和福利性公共品。前者主要包括那些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生产型公共品，比如公共交通、公共能源等；后者主要包括那些旨在增加社会整体福利的消费型公共品，比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

（4）公共品按照受益范围与行政辖区的吻合程度，可以将其分为闭合型公共品和非闭合型公共品。闭合型公共品的受益范围仅限于一个特定行政辖区内，消费收益不存在不同辖区之间的溢出问题；反之，非闭合型公共品的消费收益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行政辖区，而是会从供给辖区溢出到非供给辖区，此时就存在一个地区间公共品供给成本分摊问题。一般而言，效益的外溢性越大，就越应该由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来直接或间接承担其供给配置职责。闭合型与非闭合型公共品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间公共资源配置责任的划分原因以及政府多级管理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外部性是指除了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所获得的、无法在价格中反映的成本或收益。西奇威客（1887）发现，在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总是能够从自己所提供的劳务行为中获得适当的报酬，虽然没有将外部性概念明确化，但事实上已经触及外部效应的基本概念。受其影响，Marshall（1890）最早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即厂商在生产活动及其效益方面产生的却无法在生产成本上得以反映的有益影响。随后，福利经济学创始人Pigou（1920）对外部性展开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内部经济、内部不经济、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进一步解释了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净收益和社会边际净收益之间的区别。

（二）外部性与外溢性(www.daowen.com)

外部性在福利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理论领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具有多种形式，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外溢性和邻域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以及集体产品或公共品等，可见外溢性只是外部性众多形式中的一种特例。外溢性概念最早被用于阐述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随后被逐渐运用到国家、郡县等其他类型的主体上（Cornes ＆ Sandler，1986）。比如两个国家之间以一条被污染的河流为边界，当只有一个国家支付成本治理污染时，没有支付成本的国家就享受到了治污行为的收益外溢性。

外溢性作为外部性的形式之一，其本身属于经济学一个极具争议却又无处不在的概念。它是个人活动向他人提供的未被补偿或无须补偿的收益。溢出效应并非有意供给，这些收益也绝非利他主义的结果。相反地，它们是附带产生的“额外之物”——出于私人目的而向他人溢出的结果。虽然外溢性看上去好像对个人不重要，但是对整个经济社会而言，它就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福利”，对社会福利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Fichmann和Lemley（2007）认为可以将外溢性看作“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之间的差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溢性都会构成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之间的楔子（wedge）。与外部性的划分类似，那些确实会产生楔子的外溢性被看作“真实的或技术的”外部性（real or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而那些不会产生楔子的外溢性则被认为是货币性外部性。前者会影响社会净福利，而后者只会影响分配结果（比如盈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这样看来，环境治理外溢性就属于技术外部性的范畴。根据产权理论可知，外溢性是不好的，因为它们在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安置了一个楔子，并且妨碍了具有完全信息的独立个体做出最优决策。从供给层面来说，外溢性是那些原本应该被捕捉却未被捕捉到的用以增加投资激励的收益；从需求层面来说，外溢性反映了那些未被观察到的、丢失了的消费者需求信号，而这一信号无法正确引导投资和管理决策。

根据外溢性的正负相关性，可以将其分为正外溢性和负外溢性。在正外溢性下，相关主体之间可以相互强化，利益共享；而在负外溢性下，相关主体的利益不一致且互相冲突，需要分摊成本。因此从这一视角出发，外溢性又可以分为收益外溢和成本外溢。

根据选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空间，还可以将外溢性进一步分为外部外溢性（external spillover）和内部外溢性（internal spillover）。在外部外溢性中，外溢效应同时发生于发源地和其他地区；而在内部外溢性中，外溢效应只发生在发源地区内部，此时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被本地局部化了的外溢性。比如以国家为研究空间，那么某种公共品在该国内形成的外溢性就属于内部外溢性，而通过国家交流与合作等渠道对其他国家造成的额外影响，就属于外部外溢性。

Stavroula Malla（2006）还将地方政府在公共品上的支出政策带来的外溢性进一步区分为两种类型：来自地方公共品供给的收益外溢（benefits spillover）和来自相邻辖区居民带来的设施拥挤造成的拥挤性外溢（crowding spillover）。收益外溢假设代表性居民可以享受地方公共品在自己社区以及相邻社区的消费。拥挤性外溢是考虑到一个地方的消费水平受到相邻地区居住人口的影响，并非公共品供给的结果。如果物品和服务是拥挤性的，那么两种类型的外溢性会同时产生。

作为外部性的一种特殊情况，外溢性也具有外部性的基本共性，即正外溢性和负外溢性的划分。外溢性与一般外部性不同，其特性如下。

第一，更明确的相对性。与一般外部性相同，外溢性也涉及多个层面，具体包括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尤其是一国范围内各省各市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个体之间，等等。不同的是，外溢性是一个更细致的相对概念，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其分析框架和结果也大不相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公共品带来的积极影响的不断深入扩展，原来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内部的外溢性公共品有可能会扩展成区域性受益，而区域性受益的外溢性公共品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国居民都受益的全国性公共品。这些都增加了对外溢程度和范围进行定量分析的难度。

第二，非瞬时性或动态性。外溢性，英文术语为“spillover”，也可以拆分为一个动词词组，即“spill over”，因此从最初的字面意思就可以发现，外溢效应并非瞬间发生，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某种要素“溢出”（spill）的这个动态转移过程，这也加大了对外溢性展开定量分析的难度。因此，类似于灯塔、公园里的音乐喷泉这样的公共品，在其落成之时就对所有人产生了外部性，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动态溢出过程，我们认为其更多属于一般外部性特征，而非外溢性。

第三，不对称性或方向性。外溢性所强调的动态过程，本身就暗含了溢出的方向问题。绝大部分外溢性的发生并不能被人为调控，因此其外溢程度也很难达到绝对的对称性。以跨界污染为例，根据溢出方向，一般可以将污染分为单向污染（unidirectional pollution）和交叉污染（cross pollution）。单向污染又称下游污染（downstream pollution），指一个企业、地区或国家排放污染物，却同时损害了一个或多个相邻地区的环境质量。现实生活中，单向污染随处可见，主要包括上游工厂或农民使用化学品和肥料污染了下游国家或地区，一个地区工业生产活动产生的酸雨污染了相邻地区的土壤，等等。在交叉污染问题中，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因为经济增长而或多或少地排放污染物，并且几乎所有地区都深受其害。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第四，空间距离衰减性。在现实世界中，空间特征是人类行为和生态现象的重要决定因素。外溢效应的动态性和方向性都暗示了一个空间关联系统的存在。Audretsch（1998）、Audretsch和Feldman（1996）都曾指出，外溢性有一个受限的地理维度，或者说，至少会随着距离衰减。一方面，空间距离衰减特性的存在，验证和强化了集群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定领域的空间距离衰减特征被略微弱化。空间距离衰减最典型的就是知识外溢过程中在空间延伸上的旺盛期、半衰期和消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