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作为本研究的核心主体，需要对其进行清晰的界定。溢出效应从本质上来说是指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又称外部效应，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给予与该项活动无关的第三方的影响。其中，对其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具有外部不经济性，通常被称为负外部性；而使其他人共同受益的行为具有外部经济性，通常被称为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引起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断加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逐渐被认识到。外部性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剑桥大学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庇古在其所著的《福利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外部性的存在，是因为当A向B提供劳务时，往往使其他人获得利益或受到损害，可是A并未从受益者那里获得报酬，也未向受害者支付任何补偿。外部性影响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易中发生的，因而那些得到收益的人无须付费，而蒙受损失的人也无法得到补偿，由此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因生态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形成了外部成本；二是因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外部效益。其中，生态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而生态环境保护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正效益，而这种正效益一旦发生，就不可能有人被排除在享受之外，因此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而本书要研究的农业生态资本投资行为就属于这种行为，它在补充农业生态资本存量的同时能够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外延空间不断扩张，物流、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区域之间的空间交互影响越发强烈，再加上生态系统的空间流转性，空间要素越来越成为生态经济学中研究的必备要素。把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产生的正向的生态溢出带入空间视角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空间分布规律，探寻现实中存在的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空间集中机制，并探讨各区域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差异及深层次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农业生态资本投资跨区域的生态溢出不是简单的正外部性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情况。由于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地方政府的农业生态投资不仅仅能够改善本地区的环境质量，同时也能改善相邻地区的环境质量。在条块分割的行政管辖制度和中央及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双重压力下，农业生态资本投资行为显然有益于“竞争对手”区域，责任和收益的不对等让地方政府之间更容易产生推诿和卸责的倾向。周边区域会出现“搭便车”的行为，而本区域政府为了控制生态效应外溢，可能倾向于采用局限于本区域内污染治理的狭隘模式，这不仅抑制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在地区间的生态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甚至强化了环境污染的“邻避效应”，反而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治理。(www.daowen.com)

具体来讲，本书中的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效应是指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活动过程中采用诸如农业生态基础设施投资、农业生态修复、农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方式，提高农业农村生态的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减少水土流失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能力，优化农业农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使得农业生态资本存量增加。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效应通过生态系统空间流转性、生态技术扩散及生产要素流动等途径对本区域以及临近区域的生态资本投资水平产生额外的影响，进而改变本区域以及临近区域的生态资本存量，而这种影响对农业生态资本投资而言是非目标结果。而这种跨区域的非目标结果就是本书要研究的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溢出效应按照溢出效应可以分为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溢出效应。这两种效应分别对应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情况。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溢出效应按照溢出方向可以分为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分别对应区域内部溢出和区域外部溢出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