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的研究和实践来看，农业生态资本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和实践比较少。现有文献大部分是围绕着农业生产、经营、投资过程中的负外部效应开展研究的，主要是因为农业的外部经济并没有农业外部不经济所带来的恶果给人的印象深刻，甚至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

（一）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的相关研究

1.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内涵研究

“生态资本”的理念提出较晚，尽管直接以“生态资本投资”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十分稀少，但是早在1992年，张坤民已经指出环境保护支出的性质是一种“投资”而非“消费”。环境保护支出的“投资说”认为，环境保护支出是为了增加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力和人类福利，社会各有关投资主体从社会积累基金和各种补偿基金以及消费基金中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以货币、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投入环境保护的各项活动（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管理、科研等）中，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态资本存量的增加。国外涉及环境治理的外部性探讨，成果相对比较多。Sigman等（2002）通过比较跨国河流和国内河流的污染水平发现，如果国家选择“搭便车”，环境治理的外溢效应就会降低环境质量，也就是说，“搭便车”极大地增加了跨国河流的污染水平，但估计结果对相关国家的数量很敏感。在2005年，Sigman又进一步改善了识别策略以分析美国州际之间清洁水法的外溢性。Galdeano-Gómez（2008）等使用空间面板方法研究了西班牙园艺生产部门环境投资与空间溢出效应。Costantini（2013）等用带环境账户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矩阵研究了意大利环境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Hosseini和Kaneko（2013）研究了环境质量通过制度相似性在国家之间的溢出效应。以上结论均认为环境污染或治理存在的溢出效应（外部性）是导致区域治污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

关于环境治理的生态溢出主要集中在污染溢出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两方面，国内的学者所用的指标主要是环境污染投资、排污收费、污染物排放三类，但关于环境投资空间溢出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运用的方法主要是空间计量模型，如Durbin模型、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等。张可和汪东芳（2014）深入解析了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和相互作用机制。唐李伟和胡宗义（2016）将资本存量分为国内资本存量和国外资本存量，基于Biennial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考虑环境消耗的中国1998—2011年间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分解研究。陈真玲（2016）采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的方法对中国2003—2012年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对生态效率和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城镇化与生态效率呈现较强的负相关，排污费的征收对改善环境质量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王铭利（2016）基于中国2000—2014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方时姣和肖权（2019）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发现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向作用，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影响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

2.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效应研究

现有文献对生态资本投资产生的环境溢出效应相关研究并未达成共识，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①生态资本投资产生明显的正向生态溢出效应。原因是生态资本投资可以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增加生态资本存量，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同时，生态资本可以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降低污染水平和资源消耗水平，改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为生态治理提供经济基础，间接改善生态环境。OECD（2004）研究报告指出政府对环保方面的生态资本投资具有保护环境资源、治理环境污染的功能。Fischer和Newell（2008）评估了美国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不同政策选择，发现税收和财政补贴这两项环境政策能够改善环境质量。López和Galinato（2011）通过建立生态资本投资与环境治理的一般均衡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认为在生态资本投资过程中要加大对扩大公共产品的重视，特别是绿色倡议、环保教育、卫生和医疗。张玉（2016）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考察我国政府主导的生态资本投资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主导的生态资本投资环境治理效应明显，而其他的环境治理手段，如排污费和环境类税收的环境治理效应不明显。朱小会（2017）测算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具有空间外溢性，地方政府生态资本投资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治理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生态资本投资的增加将有助于降低临近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②生态资本投资产生的正向生态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会产生负向生态溢出效应。原因是生态资本投资周期长，公益性强，同对农业生产性资金产生挤出效应，再加上现有的生态资本投资大多数以政府为主导，区域性很强，但是生态具有集中连片性，溢出效应比较明显，使得本地区生态投资效益不高。Wang等（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收益外溢的正外部性，而这正是造成地方环境保护积极性不高的根本原因。Halkos等（2013）发现在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公共生态资本投资对环境污染表现为负的间接效应，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生态资本投资对环境的间接效应为负，导致环境污染加剧。冯海波和方元子（2014）研究公共生态资本投资财政支出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生态资本投资的财政支出对环境治理的正向直接效应较小且不显著，以间接影响效应为主，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的地方政府生态资本投资财政支出的净环境效应为负。范纯增等（2016）研究了2011—2013年大气污染物治理投入、排放和去除数据，发现工业废气治理效率较低，大气污染物治理投入冗余与去除不足并存。

3.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价值的测度研究

国内外鲜有学者测算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溢出价值，大多数生态溢出研究都是围绕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展开的，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方法。Costanza等（1997）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定量评估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推向高潮。此后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采用市场化评估法、显示偏好法和状态偏好法三类方法，其中市场化评估法包括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生产成本法、收入因子法（李文华，2008）等，如肖强等（2014）采用市场价值法和生产成本法定量评估重庆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得到总生态服务价值为2579.91亿元。虽然这类方法的估值相对准确，但容易受到市场不完全和政府干预导致市场价格扭曲的影响，还容易出现重复估算的问题。显示偏好法包括旅行成本法和内涵价格法，如杨怀宇等（2011）利用旅行成本法评估池塘养殖的娱乐休憩服务价值，得到总娱乐价值为1.90亿元。但这类方法对消费者行为有严格的假定，评估有严格的假定，评估结果对选用的统计方法非常敏感。状态偏好法包括条件价值法和选择实验法，其中又以条件价值法的应用最为广泛和成熟，如俞玥与何秉宇（2012）采用条件价值法对新疆天池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非使用价值进行估算。伏润民等（2015）基于拓展的能值模型，根据生态溢出价值补偿构建了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补偿体系。该研究以全国31个省区和云南省129个县市为案例，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进行实证测算。王奕淇（2016）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溢出价值计量模型，从能量投入和能级转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功能服务价值，利用能值分析法测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利用水足迹法确定流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通过比较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和流域生态能值自身消费情况，判断流域的生态盈亏状态，并进一步利用能值-货币比率将生态溢出能值转化为生态溢出价值，得到相对客观和稳健的补偿标准。王显金（2017）综合利用能值分析法、生态足迹法等生态经济学方法，结合Shannon-Wiener指数和生态消费系数构建了沿海滩涂围垦生态补偿能值拓展模型以测算滩涂在各时期的生态溢出价值，并以生态溢出价值改变量作为滩涂围垦生态损害的衡量标准，且以此为生态补偿依据，在生态价值系数调整法的基础上建立了沿海滩涂围垦生态补偿标准。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生态溢出价值核算的最终目的是精确计算出生态补偿标准。(www.daowen.com)

（二）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相关研究

1.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内涵研究

尽管直接以“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十分稀少，但是在农业生态治理、农业生态修复和农业生态保育等领域，研究的内容和成果都是比较丰富的，但是涉及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效应的研究就非常少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基本上认为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会产生生态溢出，而这种外溢效应会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更加复杂。李建琴（2006）认为农村环境的公共产品特性、强外部效应及公有产权属性，使每个人都想不付费、不出力就享受环境治理带来的好处，因此，农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由企业或居民个人共同治理农村环境，往往陷入“囚徒困境”，反而使农村环境不断恶化。因此，中国农村环境的治理主要应由政府来倡导并加以实施。高海清（2010）认为，无论是政府管制还是市场激励都未能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治理必须引进其他治理主体，通过应用制度经济学原理、环境经济学原理分析了“社区”治理相对于政府治理有激励优势，相对于市场治理有产权划分成本优势，并提出依靠社会力量和非正式制度的创新等措施来治理社区环境，推动公众生态偏好建设。金书秦等（2020）认为农业具有先天弱质性，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具有天然一致性，且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双重外部性和历史滞后性，在构建现代化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五组关系：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农业短期保供给和长期可持续的关系；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和机构弱化的关系；目标过度量化和支撑信息不足的关系；农业源治理和工业源治理的关系。

2.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效应研究

从现有文献来看，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主要有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

直接溢出是指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具体措施，比如生态修复、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等可以直接作用于农村生态，提高农村生态系统质量。Whitmire（2005）研究发现农业流域的湿地和溪流可以滤出硝酸盐，防止其对下游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陈亚娟（2018）认为通过自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两大行动进行生态投资，能够促进两大生态体系服务：①调节服务（特别是授粉、生物病虫害控制）的交付是将农业景观服务之间权衡关系转化为协同关系的关键所在；②支持服务（特别是维持半自然栖息地）的交付可以促进农业景观交付多种服务。欧阳芳和王丽娜（2019）根据2015年主要农作物产量、作物产品价格、昆虫授粉依赖程度等数据，计算得出昆虫对我国22类主要农作物的授粉功能量为1.8亿吨农产品产量，授粉服务价值达8860.5亿元（占当年GDP的1.3%）。

间接溢出是指农业生态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间接溢出一方面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质量，降低污染水平和资源消耗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农业经济发展，为农村生态治理提供经济基础，间接改善农村生态。胡明（2012）的研究表明，随着水土保持的财政投入加大，安塞区水土流失治理成绩显著，而水土保持有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减少农村贫困的发生。谭灵芝等（2018）分析气候投入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后，认为农户越贫困，对农业和畜牧业的依赖程度越高，而气候投资能增加农户收入。可见，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生态溢出效应不仅有着显著的生态价值，同时还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杜明义（2016）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认为对生态脆弱的农村地区应加大生态资本投资，提高生态资本水平和生态资本经营水平，提高生态产品附加值，增加生态资本收益，形成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促进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

3.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效应的测度研究

现有文献涉及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生态溢出效应测度的研究比较少。郭鹤群和王玉华（2013）从农村工业的空间组织演变与区域资源环境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域分异现象的研究出发，梳理了国内外农村资源环境效应研究现状，并提出各地区的农村工业及城镇化发展程度，从宏观层面对全国各省市的农村资源环境效应进行整体分析比较，并选取典型地区的典型企业从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完善企业、部门、区域、国家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研究系统。黄英等（2015）基于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分析当前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下区域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异质性变化，结果表明上海、天津、广东等5地农村区域属于“效率高-经济强”型地区，即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四川、广西、陕西等6地农村区域属于“效率低-经济弱”型地区，即具有较弱的外溢效应。东、西、中部地区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张可等（2017）采用多变量离散灰色模型构建减排量测度方法对农村各类水环境治理措施的减排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水环境管理政策存在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即存在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