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资本理论研究

1.生态资本概念的辨析

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国内外学者对自然资源资本的概念界定莫衷一是，各种表述多达数十种，国外学者较多使用自然资本、环境资本、生态资本称谓。自然资本的提出源自国家债务问题的讨论。Vogt（1967）认为自然资源的耗竭必然降低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所以自然资源实际上是国家发展的资本，可称为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戴利（1996）认为自然资本是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产的存量，如大洋中能为市场再生捕鱼流量的鱼群，能再生出伐木流量的现存森林，能产生原油流量的石油储量等。Costanza（1997）则认为生态资本是在一个时间点上的物资或信息的存量，每一种生态资本存量形式自主地或与其他生态资本存量一起产生一种服务流，这种服务流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保罗·霍肯（2000）在《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中阐述的核心思想，即把“自然”看作一种资本，认为“生命系统除了像木材、鱼类或食物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源泉外，它们还具有更重要的提供服务的作用，而这种服务对于人类繁衍来说，远比不可再生的资源更为重要”。任何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转，都必须具备四种类型的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加工资本和自然资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只包括前三种，而忽视第四种。这第四种形式的自然资本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组成，“既包括常见的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如水、矿物、森林、鱼类、土壤、空气等，也包括草原、大平原、沼泽地、港湾、海洋、珊瑚礁、河岸走廊、苔原和雨林在内的生命系统”。《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还提出了自然资本优化配置的四种主要战略，即增强自然资源的生产力、转向从生物学获得启示的生产模式、采取以解决办法为基础的经营模式、对自然资本进行再投资。

国内最早探讨生态资本的文献可以追溯到1997年刘思华发表于《经济研究》的《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理论思考》一文，他认为生态资本包括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两部分。刘思华将生态资本界定为一种有用的资源和环境存量。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梁瑞驹等（1998），他们认为生态资本是指生态系统中能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所有生态因素的总和。黄兴文等（1999）将生态资产定义为“所有者对其实施生态所有权并且所有者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生态景观实体”。孙冬煜等（1999）认为生态资本是一种经济价值：根据是否具有人类劳动参与，将生态资本划分为纯生态资本和人造生态资本两种类型；根据满足人类需求的特点，将其划分为自然资源资本、自然环境资本。李萍等（2001）将环境资本按有无实物形态分为有形资本、无形资本，按物质与服务分为硬生态资本、软生态资本，进一步阐述有形资本可划分为水、土地、植被、矿石等山川地势，无形资本包括文化、法律、政治等。董捷（2003）将生态资本定义为自然资源流的存量，与国外学者Daily的定义大同小异。马兆良等（2017）认为自然资本是能够持续产生生态产品和服务流量的可再生自然生态存量，包括陆地生态系统（如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及海洋资源，但把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排除在外。

还有一类观点将生态资本界定为社会总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资源资产，能够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范金等（2000）总结了国内2000年以前的生态资本研究综述，认为生态资本应该涵盖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资源及环境的被开发能力、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条件的服务能力和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系统能力四个方面。沈大军等（1998）认为生态资本包含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的自然服务，这三类生态资本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王海滨等（2008）将生态资本比作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相对于其他生态系统具有明显或特殊生态功能和服务功能优势的生态系统，包括环境质量要素存量、结构与过程、信息存量三部分。李兆亮等（2016）认为生态资本通过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生态资本价值的确认、评估及核算

生态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类型，固然具有价值，但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传统资本相比，由于生态资本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作用范围的广泛性以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其价值取向必然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加之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的认识视角不同，关于生态资本价值的表现形式及表现层次就呈现出不同的判断。Krutilla最早于1967年定义了自然环境价值，首次将“存在价值”引入主流经济学，认为生态资本的存在价值独立于它的使用价值，提出要考虑生态资本在当代和后代之间的公平分配，从而为生态资本价值的定性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Pearce（1990）在其专著《世界末日》中，将生态环境资源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大类。其中，前者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后者包括选择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同时，Pearce和Turner还讨论了利用自然资本概念来测度可持续性的方法，并使用此指标分别对18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了综合评估。1997年Costanza等生态经济学者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17种，并分别进行赋值计算，测得全球生态系统每年可为人类提供约33万亿美元的生态服务价值。这一研究首次对全球生态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了确认和评估，虽然其计算结果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但其积极的作用是让人们认识到了生态资本的巨大经济价值。1999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发表了“Teaming With Life：Investing in Science to Understand and Use America's Living Capital”的长篇报告，详细分析了美国自然环境现状和质量、自然财富存量和流量、生态环境破坏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危害，并由此将美国自然资本价值划分为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物种多样性的价值、遗传多样性的价值、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和生物多样性的美学价值。保罗·霍肯（2000）在《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中提出自然资本具有自然资源的生产力价值，并认为人们应当模仿生物学的生产模式对自然资本进行再投资。Daly（2001）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自然资本的价值表现在提供有用的产品流和服务流两个方面。Freeman（2002）将生态资本的价值划分为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两个部分，并将评估方法分为直接观察法、间接观察法、直接假设法和间接假设法。在此基础上，Freeman根据生态资本的不同价值系统地阐述了各种评估方法的模型和应用，从而奠定了生态资本价值评估方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联合国于2003年推出了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Integrat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ccounting2003（简记为SEEA）。这对构建各国的环境核算理论体系和指导各国的环境核算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李金华（2009）按照SEEA的构架，设计出了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CSEEA）的范式。CSEEA的理论基础是环境经济学、经济学、统计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环境资源的存流量、资源消耗、自然灾害、环境成本、环境保护投入以及环境资产重新估价等是CSEEA的重要核算内容；账户、核算表、指标体系是CSEEA的主要核算工具。根据联合国全球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动议程，李晓西等（2014）根据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优点，推陈出新，利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两个着陆点，构建一个人类绿色发展指数（HGDI）体系，以食物能量、卫生基础设施、森林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等12个因子，测算了世界上123个主要国家的绿色发展指数，呈现了世界自然资本发展能力。在具体的实践上，谢贵勇等（2018）系统地树立了森林资源定价的方法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DEA模型计算分析了各省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便于后续进一步研究森林资源资本化运作管理。

3.农业生态资本的界定

农业生态资本是生态资本理论在农业领域的细化和应用，农业生态资本理念的提出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国外农业生态资本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少见到，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其中严立冬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最为出色。严立冬等（2009）认为农业生态资本以资源和生态服务的形式存在，农业生态资本数量以某一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价值综合评估作为参考，并考察了农业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构成要素和运营机理等问题。严立冬等（2009）从生态资本的基本概念着手，认为农业生态资本同样是经过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对农业生态资本的价值评估和定价模型进行了有益探讨。严立冬等（2011）采用多学科交叉分析的方法，探讨农业生态资本积累机制与相关政策，认为农业生态资本的积累是通过自然和人为积累的两重积累机制实现的，并提出了促进农业生态资本积累的政策。邓远建（2012）从农业生态资本安全运营的角度，基于生态原理分析农业生态资本安全运营应该遵循生态位原理、食物链原理等，并提出应该健全农业生态补偿机制。邓远建等（2014）提出可以通过农业生态资本运营来发展生态农业，而且农业生态资本运营的模式主要有益贫式农业生态资本运营、循环农业生态资本运营和低碳农业生态资本运营三种模式。屈志光等（2014）采用SBM-DEA模型对中国各省份农业生态资本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对影响农业生态资本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陈光炬（2014）从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和任务出发，研究分析了农业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涵、运营的条件以及运营过程，认为生态化发展是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严立冬等（2015）运用生态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农业生态资本运营收益持续量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农业生态资本运营收益的持续量处于动态变化中，而遵循生态规律是获取该收益的前提，并对收益持续量的最优控制等问题进行探讨。邓远建等（2015）对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资本运营的安全调控机理进行分析，测算贵州省农业生态资本运营安全的系统协调率和综合协调度，认为农业生态资本运营安全呈现阶段性动态变化特征。(www.daowen.com)

（二）生态资本投资理论研究

早期的投资理论强调，将资本投放于必需的机器、厂房、基础设施，可以增加收入。这种主张后来发展为技术投资将以更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产出。事实上，投资的现代实践正在修正这套模型的重大不足。在生态环境相对优越的国家和地区，这套模型似乎还是可行的，而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方，该模型则是有害的。例如，高技术带来的绿色革命，便削弱了农业生态环境对灾害（病虫害、气候变化等）冲击的恢复弹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态资本投资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

1.生态资本投资理论发展研究

生态资本逐渐取代人造资本而成为生产的限制要素，从而使得生态资本投资成为必要。然而，生态资本投资研究在国内外都非常少。1992年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一些生态经济学者就自然资本投资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就自然资本投资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地球的承载力、自然资本的可持续使用、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资本以及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等进行了探讨，介绍了自然资本研究的生态经济方法和分析案例的进展，提出了自然资本的经济、技术、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投资管理和政策措施。Terry L.Anderson和Donald R.Leal于2020年出版的Enviro-Capitalists：Doing Good While Doing Well一书，是目前生态资本投资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学术专著之一。该书用大量案例说明在20世纪初环保企业家开始出现的几十年中，环保企业家依靠个人、企业、社团和地方政府的力量，通过商业手段拯救野生动物、保护自然风景、改善水质等，在投身环境保护的同时创造了可观的利润。

国外与生态资本投资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涵盖生态建设支出、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美国经济学家瓦希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从宏观上定量分析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在产品成本中，除了原材料消耗和劳动力消耗外，还应包括处理污染的费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对其成员国（奥地利、芬兰、法国、荷兰、挪威、美国等）的环保支出对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的实际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环保支出对GNP的实际影响并不十分确定，所有环保计划在第一年总是有利于GNP增长的，而在最后一年其影响则较为复杂，正负影响在不同的国家都有表现。但从整体上看，环保投资的负影响都小于1%的GNP水平。日本因环境污染严重而被称为“公害列岛”，环境污染治理也成了该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建元正弘（1970）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日本23个产业部门在空气污染消除活动中价格的提高率，并找出了空气污染消除率为100%时，产品价格提高率不超过3%的五个部门：服务业、农林水产业、商业、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新饭田宏（1990）则将污染治理部门引入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环保投资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然而，生态资本毕竟不同于人造资本，对生态资本进行投资的含义也应该做另一番解释。Daly（1994，1996）指出，对于生态资本来说，“投资”就是指“等待”或克制目前的消费。然而这样的解释更适合不可再生资源的生态资本，而不适合可再生资源的生态资本问题。Groot（1994）从分析环境的功能与生态资本经济价值的角度，考察了对生态资本进行的投资，指出明确生态资本的经济价值是对其进行投资的前提。Berkes和Folke（1998）提出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认为生态资本投资有赖于对文化资本的投资。

国内从生态资本的视角研究生态资本投资问题的文献，则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出现的。武晓明等（2005）通过对生态资本投资、生态资本价值评估与积累途径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生态资本体现在生态环境功能上，表现为生态功能、环境功能与资源价值；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生态资本是稀缺的，特别是在生态环境状况不佳的地区更为稀缺；③生态资本是通过自然因素和人为投资双重作用形成的资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建设投入是生产型支出；④与物质资本一样，对生态资本进行投资也应该获得回报，并且其回报分为私人获得和公共获得两大类，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环境的普遍恶化，生态资本的经济价值将逐渐提高；⑤生态资本是有意识投资的产物，自然存量可以对投资的效率产生影响，但不能取代这种人为投资，生态资本存量的增加主要还应当通过投资方式来进行。朱洪革（2007）以森林资源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生态资本的投资不同于人造资本投资，生态资本投资主要基于生态意义的收益，森林生态资本投资中主要采用短线投资与长线投资两种方式，其中短线投资的对策是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分别由不同的工程来承担；而长线投资的对策是引入生态购买。蔡中华等（2008）通过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生态资本，构建了一个内含生态资本的“生态—经济”系统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如合适的绿色技术水平和环境治理投资比例），整个“生态—经济”系统才能长期稳定。严立冬等（2013）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生态资本相对匮乏，应该通过生态资本投资增加生态资本存量和供给，且生态资本投资主要有建设式、替代式、获偿式、储蓄式和调动式五种方式。严立冬等（2013）首次对生态资本投资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生态资本投资是指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态恢复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生态技术研发等活动，对特定范围内的生态资源进行一定的（货币或实物）投入，并经过与开发对象的有机结合，使生态资源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在生态资本存量增加上的投资行为。刘加林（2015）阐述国内外生态资本投资理论发展状况后，分析生态资本投资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的创新策略。

2.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相关研究

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是生态资本投资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实践，从生态资本投资的视角来研究农业生产过程，既是对传统资本及其运营理论的突破和拓展，又是对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与创新，毫无疑问是一种开创性研究。但这种开创性研究是基于理论课题的确立而言的，相对于农业生产的实践历程来说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话题，由于农业活动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活动，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天然的耦合性，农业自然生产过程的实质就是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的投入、转化、产出、收益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天然和自发的生态资本投资过程。大量农学著述中均有详细研究。相近领域的类似研究主要体现在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生态工程学方面，只不过由于研究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而没有明确提出生态资本投资的概念。21世纪初，农业生态经济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农业生态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式提出了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问题，农业生态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由此兴起。董捷（2003）研究了自然资本退化对农业的影响，提出了加大自然资本投入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并初步提出了加大自然资本投入的措施和途径。周淑景（2007）分析农业发展中自然资本的结构矛盾后，认为自然资本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要持续实现农业增长，必须要加大自然资本投资。严立冬等（2009）探讨了农业生态资本的概念、价值和功能，并运用生产函数建立了农业生态资本的价值评估模型，为进一步研究农业生态资本投资提供了初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