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体系是在人生的基本矛盾基础上形成的。总体上来看，有四种矛盾：即人与自我的关系，包括现实状况与对理想的追求，“人格”与“人品”的塑造，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人际关系，人伦关系，群体关系；个人与民族、国家关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许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无不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

从价值体系的演化来看，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所谓自由是谁也不能享受比他人更多的自由，民主是多数人说了算，哪怕真理是在少数人手中，而人权则是指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力。它是由希腊民主、罗马军政文明和基督文明三部分组成，经历了科学与民主、宗教、文艺复兴、理性回归等过程。其价值体系演化有四个阶段：努力工作，解决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活”的问题，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追求财富，这个阶段生存与发展并举，由科学与民主共同推动；社会参与，为别人做事，体现“为什么活”的问题，宗教、科学、民主共同作用，寻求三者之间的平衡；实现自我，这是理性回归的阶段，求得人权、自由、民主、宗教、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平衡。其实质还是“怎么活”与“为什么活”的不断平衡，衍生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时期的价值体系。目前西方社会处于社会参与与自我实现之间。

中国价值体系的演化过程，在历史上中国价值体系向来由释、道、儒组成。现今仍由马列主义主导，但也受到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形成“经济盛世，文化乱世”的现象。处于努力工作与追求财富之间，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其特征是科学与民主、“怎么活”与“为什么活”均在激烈交锋。而吏制腐败愈演愈烈，社会价值体系被完全扭曲，部分人的权力向地方伸展，让中央的权力出不了中南海。中央调查组满天飞，老百姓不大相信地方政府，仅存对中央的信任。根据我们的国情，在体制上实行“有限民主、温和独裁”，更符合实际。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是世界历史证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比欧洲的总量还要多。但到了清朝后期，闭关锁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封建体制，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落后。

二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世界认同，特别是被众多发展中国家认同，成为其借鉴的体制模式。

三是中国人是个“软不得、硬不得”的民族，能吃苦，骨子中渗透出善，又好窝里斗，相互踩踏，不讲诚信，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均贫意识强，爱斤斤计较，既可爱又无赖。如地震中体现出的善与关爱，可舍弃生命救人，但灾后却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纠缠不清，现实得很。对此民族特点，统一思想不易，故先要强制，即政治上强制，民主只能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推进。(www.daowen.com)

四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变革的艰难，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化解。所谓市场就是有规则的交换，特性是有偿的，无论你以什么形式拿去多少，都要以另外一种方式还回来；所谓改革就是从一些人手中拿走一些东西，给另外一些人，拿的过程中增值，也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政府职能的转换，就是政府权力的适度退出。在这么一种变革过程中，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行吗？

同时由于大国的兴起，往往会改变世界格局，现今主宰世界的西方会很不乐意，会不断制造事端和麻烦，让我们不顺当。以美国为首的意识形态国家，一方面会不断地用“人权、民主、自由”输出普世意识。另一方面用经济规则制衡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冲突会不断，麻烦也会越来越多。但最关键的是你要做好自己的事，排除这些干扰。经济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一书中说：“政治家的首要责任是确保稳定和繁荣，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东西，如果要的话，也只能是在一条漫长道路的尽头。”

在当今民众思想解放、言论激烈，各种学说大行其道，基本生活满足以后，民主意识、政治权力、自由观念开始进入生活视野的时代，估价我们社会价值体系就似一个人进入了青春期。我们必须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用发展的眼光，客观地看问题，根据中国产生不了统一的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特点，善待传统，中体西用，重塑全民价值体系。将马列主义作为全党的主导价值观，并同释道儒文化相结合。具体而言，就是用儒家思想持家治国，回归和谐与关爱；用佛道思想修身养心，明因果、结善缘、顺自然；用市场经济强国富民，满足人追名遂利的本性，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

创建全民价值体系，还必须遵循“行王道、持中庸、正吏治、裕民生”的十二字方针。

2017年3月整理此文稿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今天的所有作为正是十二字方针的明证。

（本文系作者2009年在西安MBA学会方圆管理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