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容易管，因为都喜欢自主，一旦心不甘、情不愿，充满了被动的感觉就很难商量，更谈不上合作。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在组织管理中，同样也不存在没有管理就自动运行的团队。而管理的核心就是管人，在中国做企业，就要学会管很难管的中国人，就要找到中国企业教员工做人难的原因。

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演说，题目是《丑陋的中国人》，此后备受非议。日本人也有一本叫《丑陋的日本人》的书，作者是日本驻阿根廷大使，出书之后被日本政府撤职而下岗。美国也有人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而美国政府却把这本书翻印后，发给大家去对照改正。亚洲人处理自己的瑕疵和西方人处理自己的瑕疵，竟然如此不同。人家是不怕亮丑，勇于改错。我们是家丑不能外扬，讳疾忌医。柏杨先生提到的中国文化是一种酱缸文化，还有内耗和窝里斗。在当今的企业、政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的劣根性，首先表现在脏乱差、随地吐痰、乱扔东西、马路上撒尿等诸多方面。又朋友讲，在国外有国人住的地方，外国人一般会搬走。是不是这样，我没有考证。到留学生公寓去看，如果事先不打招呼，里面会很杂乱。而且很少有人会去维护公共财物，别人的东西不心疼，这就是缺公德。还有就是说话声大、旁若无人，更多地往往是浅薄和卖弄。开会时上面开大会，下面就开小会，你要不断的维持秩序。接手机时旁若无人，看不到对别人的尊重，对环境的尊重。

还有窝里斗，几乎无处不在。做生意你卖30元，他卖20元，第三个人就卖15元，互相挤兑，我不挣钱也不让你挣钱。在企业里帮派体系林立，往往是关系至上，而没有是非标准。外国人说，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吗？这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团结起来谁受得了？中国人窝里斗的历史很长，由于东亚地理的半封闭结构，中华文明是独立发生，独自形成的，属于精耕细作型。只关注自己的福祉，强化家族利益，重视安定和延续，厌恶动荡和迁徙，因而过分关注人际关系，淡化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儒家人文主义的入世观，也就根值于此。因而使中华文明在后世走向岔道，把人与人斗，关注别人的弱点，作为基本思维。中国历史剧和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描写争斗的。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大部分人活得不轻松也不单纯。俗话讲百般使命，只要人际关系复杂就什么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远，只要人际关系单纯，怎么样也走得通。这就向中国的企业管理者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如何把人引向单纯？简单靠制度规范，单纯靠文化和价值观的调整。

企业普遍存在制度化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中国人就要管住。越是不听招呼越要管，心要黑、手要狠，无情似有情。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认为中国人就要管住。实际上是没有搞明白，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灵活，如果你太严格了，他就会钻空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会软对抗，让你没有办法。就是发现了他的毛病，有时也奈何不得。举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旁边有个企业，老板对企业管理得非常严格，一直是我学习的对象。他强调语言和形象制度化生存，非常能干。他们企业的球场、社区、宾馆，管理都非常好。有一次我同他们单位的人聊天，我说你们管理得好，他说都是骗人的，是在做表面文章。我还不太相信，以为此人对领导有成见。直到有一次在他们宾馆开会，第二天一起吃饭时，这个人竟带着全家人，饭后还吩咐服务员多开点票。我当时非常吃惊，就说这样能报吗？他说明天要开个会，加进去就好了，这样的人我不会用。但也暴露出他们管理的漏洞是多么的大。五年后，这家企业在技术上没突破，员工很听话，循规蹈矩，但创新能力差。这说明如果老板太显能，领了一群绵羊，上不了战场。如果老板太严酷，不让别人说话，自由度太小，别人就钻空子骗你。我们国人往往就是这样，不管你怎么做，他都有应对你的办法。(www.daowen.com)

心特软的好人老板，不是被欺就是被骗。他的特点是总把人往好处想，处处善待人。这当然是好的，但是要有个度。制度的弹性太大，总搞下不为例，弄得制度形同虚设。国人对善心有好报，大多数人会认同。但是人有劣根性的一面，好也要适度，要有区分，现实社会中君子少，小人也少。一般人在此环境下，如果太宽松了，小人的心思就上升了，君子也培养成小人了。为什么在中国百年老店是个别的？为什么在中国管理很好的企业并不普遍？为什么在中国管理好的企业一定有领袖级的人物存在？一定是管理中始终能把握宽与严的度。面对一个诚信缺失的群体，仅仅依靠企业把握宽严的度，是无法内外一致的。我之所以讲内方外圆，就是为了适应现实的环境。

电影《阿甘正传》里有段对白，说的是中国人缺什么？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文革”后期的中国，阿甘越战回来了，有人问他去过中国吗？阿甘说：“是。”“听说那里很穷，几个人穿一条裤子？他们不相信上帝？”阿甘说：“是。”“天呐，他们为什么活着呢？不追求物质，没有信仰。”今天物质虽然丰富了，但人们的心态更浮躁，甚至变得更加贪得无厌，这才出现了“经济盛世、文化乱世”的现象。

有一个国人跟哲学家对话：“你是哲学教授？”“是的。”“麻烦问你一个问题，听说到了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那么如果我要10个老婆，能给吗？”哲学家没有办法回答。过了一会儿说：“各尽所能，10老婆能应付得来吗？没有家庭要老婆干嘛？”这就是中国人的贪心。现实的情况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社会快乐同步的增加，穷人和富人都不快乐。原因是支撑社会物质与精神两个轮子的平衡出了问题，如果从源头上进行分析，则在于根文化的瑕疵。

那么，西方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