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体化扶贫体系，由“运动扶贫”转向“制度化扶贫”。贫困治理最重要的是做好扶贫顶层制度的设计。总体上来说，需要探索两个方向的改革。一个是扶贫体系的城乡对接，即做好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的建设。从贫困识别、贫困帮扶、贫困监测与管理等层面构建城乡对接的扶贫体系。另一个是由“运动扶贫”向“制度化扶贫”转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扶贫对象的特点、扶贫的方式和内容也在不断调整，因此扶贫采用“运动式”的模式是切合实际的，是符合阶段性临时攻坚任务需要的。但是在2020年后，扶贫将进入常态化、稳定化阶段，通过一系列长期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扶贫，将是未来大势所趋。因此，需要探究扶贫的制度创新与整合问题。在创新方面，探索切合中国国情的贫困治理制度，比如从政府基层到扶贫机构的扶贫动员机制，社会各界参与的多元扶贫机制。在整合方面，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关于扶贫的好的机制融合到城市扶贫中，将农村扶贫与城市社会保障等相融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识别、帮扶和治理机制。

解决稳定脱贫问题，正视扶贫返贫难题，强化贫困治理成效。2020年后相对贫困将成为主要问题，绝对贫困变为次要问题，但绝对贫困不可忽视，2020年后仍然可能出现绝对贫困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脱贫的不稳定性所致。因此，需要将贫困人口脱贫稳定性纳入参考范围。一方面，一些地方在脱贫考核时只考虑了收入总量，政府补助贫困人口占了大部分，一旦脱贫后失去扶贫补助，这些刚脱贫的人口就会有再次陷入贫困的危险。因此，在最终脱贫时，要考虑收入结构问题，对于政府临时救济等收入超过一定比例的脱贫人口应重点关注。另一方面，应正视返贫问题，贫困人口自身收入等情况是动态的，出现一定比例的返贫是正常的，但是没有完整的应对机制则会严重影响脱贫成效。对于返贫问题重点是建立好前期“防治”、中期识别、后期“救治”的机制。比如采用稳定脱贫的指标，及时识别、及时跟踪返贫人口，及时找准致贫原因，从根本上阻断贫困。

重视相对贫困问题，延伸城乡帮扶体系，缓解“流动性贫困”。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相对贫困愈发突出，而较长时期内，相对贫困中的流动人口贫困问题是扶贫的难题。这里指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口。在城市化未完成之前，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常态。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住房在农村，打工在城市，亦工亦农，这就给扶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2020年后城市化未完成之前，这种挑战将一直存在。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城乡扶贫的对接性，特别需要从城乡流动人口的角度，制定城市和农村对接的扶贫机制。根据流动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不同生活状态制定扶贫标准，比如探索在相对贫困标准基础上，制定城市和农村相对贫困的标准，根据城乡生活时间获取相应的扶贫帮助。对于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生活空间制定城乡一体的帮扶手段，比如建立城乡联网的帮扶系统，将城乡教育、医疗等进行城乡对接。

不断扩展治理维度与深度，注重文化扶贫，强化发展之动力。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温饱、小康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贫困治理将更加注重长效化治理，注重多维度“治本”。一方面，处理好深层次贫困治理中的脱贫动力问题。对于暂时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应完善相应的服务措施，如贷款、技能培训等，使其尽快实现再就业；对于“等靠要”思想严重、发展动力不足的贫困人口，要积极做宣传工作，要有一定奖惩措施，充分激发其自身脱贫动力，形成脱贫自生能力；最后是帮扶方式、形式应多样化，在物质、精神、能力和权利等维度进行针对性帮扶，注重扶贫先“扶志”，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增强发展能力、赋予发展权力、削弱发展排斥力、注入发展动力。另一方面，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是长期的工作，需要更多地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以市场为主体，以政府为引导，以贫困村、贫困人口自主创新为抓手，促进其持续发展。同时，需要拓宽贫困治理维度，特别要重视文化维度的扶贫，从根源上改造贫困人口的落后观念和思想。从提升教育、开展文化活动等方面渐进式地影响贫困地区的文化观念。倡导村民设立村文明村规，倡导减少“红白喜事”办酒席，减少送礼，倡导文明生活，杜绝不良攀比，努力开拓贫困人口的眼界与素质，不仅实现硬件设施达标脱贫，更要从思想意识上脱贫。宣传孝敬、和谐等传统文化，强化家庭责任，特别是要强化家庭中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使老年贫困人口的子女积极加入扶贫当中，改变贫困人口过度依靠政府扶贫的局面，形成社会、家庭、政府多元帮扶，参与扶贫的大格局。

健全动态化监测机制，降低信息成本，构建大数据监测体系。在2020年后“制度化”扶贫的模式下，更需要进一步提高信息效率，减少信息成本，提高扶贫精准度。信息占有量是决定扶贫精准与否的重要变量，改变信息表达和传递的机制与方式，就可以改变相关行为主体信息占有量的多寡，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可能改变不精准现象背后科学规律的作用方向。目前的扶贫工作信息化整合较少，已建立的建档立卡数据平台仅仅用于识别，没有在考核中发挥好作用，而且考核只是对暂时性脱贫对象进行考核，不能通过动态化监测将脱贫不稳定性对象纳入常态化考核当中，当各类灾害、大病侵袭等导致脱贫脆弱性群体发生返贫时，静态化的传统考核方式将失效。2020年后，可以根据已有建档立卡信息平台、各行业部门监督考核和第三方评估统计信息、基层的网络平台的情况，完善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参与式扶贫大数据平台，以建档立卡数据平台为依托，整合各地方信息平台、各部门、第三方评估信息，同时结合基层网络，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调查贫困村、贫困户，实施动态化的监测，降低信息成本。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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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庄天慧：《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

[2]Lewis，W.A.，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Manchester School，22（2）：139-191；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3]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499.

[4]叶玉瑶、张虹鸥、刘凯等：《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扩展与工业化的耦合关系研究》，《人文地理》2011年第4期；马丽、金凤君、刘毅：《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地理学报》2012年第10期。

[5]王曙光：《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扶贫开发的战略转型》，《农村金融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