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顶层设计的高度重构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非农化过程加速，部分农村在逐步消失。然而，当这些逐步消失的农村以一种离散化和无序化的状态持续存在，“空村化”现象大量出现，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加强对农村“空村化”后的社会治理，是当前进一步构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紧迫课题。

农村“空村化”的实质。农村“空村化”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农村“空村化”的快速蔓延，蕴含着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对城乡关系发展阶段的诠释。“空村化”是农村“空心化”的延续。农村“空心化”包括农村人口、空间、农业产业结构的空心化。“空村化”表现为农村居住人口的整体迁徙，不仅仅是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因而是继人口空心化后的人口社会流动的延续，其直接后果是少数零落人口的坚守直至村庄的消失，更多的房屋和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如果说“空心化”的农村发展处于一种无序和失衡的状态，那么“空村化”则是这种离散化和无序化趋势的进一步延续。“空村化”是农民价值观念变化的体现。出于改变生活现状的诉求和对现代发展经济模式的主动适应，农民的生活观念从家本位的家庭伦理进入了个体化状态，对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过日子，而是希望过更有质量的生活。“空村化”是城乡关系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空村化”表现出来的人口的社会流动，既是市场机制自发地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城乡间由于产业结构、收入差距及农业低效性等因素导致的必然选择。农村“空村化”后的社会治理困境。治理主体缺失。“空村化”后的农村，由于大量人口的流失，导致乡村基层民主的基础条件发生改变，支撑乡村治理的人力资源严重匮乏。大量外流的村民不仅对村级事务缺乏责任感，连起码的参与也很难做到，村级党组织、村委会、村民会议、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运转有限，这不但直接冲击着治理体系的权力运作机制，而且使村级组织权威、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治理机制运行不畅。“空村化”后的农村，更需要加强对农民本身的改造，从农业发展和乡村复兴的高度来构建社会治理机制。但当前的治理机制，更多呈现出条条式垂直运作、各自为政、碎片化管理的特征。在治理理念上，难以突破城乡二元思维模式；治理手段上，由于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缺失，导致信息传播不畅，诸多现代化治理技术和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治理手段难以实施。

农村“空村化”后的社会治理对策。从长远看，非农化和社会结构调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要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的有序稳步发展，就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重构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在社会转型中，促进农村发展现代化，促进社会结构更加合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空村化”后的农村，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针对农村大量人口流失的客观情况，要突破惯常模式探索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等“村村联建”的党组织设置方式，在人口较少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党小组。对于村委会，应当采取社区化的管理方式，打破原有村民自治单位的范围，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平台。实现人口有序流动。所谓有序流动，指的是这种流动不仅仅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的流动，并且这种流动是合理的、有助于区域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流动者本身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引导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整体规划确定转移的目标和方向，尤其是要增强中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接纳的能力。同时适当鼓励农民从城市回流农村，培养新型农民，激励农民回乡从事现代农业生产，为农村发展输入新鲜血液。(www.daowen.com)

合理整合资源。“空村化”后的农村无论是在耕地、宅基地抑或其他公共资源的利用上，都因为人口的锐减和管理的滞后存在很大的浪费，必须充分考虑，农村地域特点和农民意愿，适时推动资源整合。要对农村空间布局重新进行规划，规划的目的不是通过赶农民来圈地卖地，而是科学利用空间，重新进行土地整理，促进还田、还林、还园，保障农民权益最大化；通过土地流转整合土地资源，在巩固所有权、明确承包权的基础上，放开经营权，将土地资源规模化利用以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业生产农民生活设施建设，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针对多数“空村化”农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特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农村公共服务网络，统一通过便民业务审批、综合信息共享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管理服务系统为农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