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演进绝对不只是因为受到偶然事件的推动（比如说萨拉热窝事件导致一战），当然也不只是命定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关键选择的确可以左右历史的发展。我们需要把观察的焦距拉长，才能看到环境和制度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北方迅速崛起的金能够在三年之内发动两次汴京围城的“斩首”行动，并最终灭了北宋，这必须从人事与制度两方面去分析。

宋神宗、哲宗到徽宗三朝，贯穿其中的是新旧派的党争。这一点《汴京之围》中总结得比较到位。在皇帝看来（尤其在后期的徽宗看来）：新党，就是善于理财的实干派；旧党则是趋于保守的清谈派，不愿意改革。危险的是，新党在外部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会是强硬的主战派，因为他们希望通过立功获得晋升，而旧党多数时候则是维持现状的主和派。

党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让国家在应对外部变局时总是发生摇摆：主战派刚刚挑起战端，就可能因为党争而下台，主和派上台之后又想和稀泥，可是这个时候战端已开，早已错过了和谈最好的时机。从两次汴京围城中，我们都能看到北宋在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摇摆的例子，最终受损的是国家。

党争其实是北宋制度设计无法跟上时代变化的表征。北宋与金的对垒，其实是守成帝国与新兴强权国家的对话。守成帝国有很多包袱，首先就是制度的包袱。北宋之所以能创造灿烂辉煌的文化，与开国时的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为了防止武人做大，北宋官家花费了不少心思，最终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在地方资源管理上，没有谁能够像晚唐五代时的节度使那样盘踞一方；另一方面，为了尊崇文人，也定下不杀文人的规矩，但副作用是官僚体系庞大，官僚之间形成了太多的制衡关系，繁文缛节越来越多，想做成事却不容易。(www.daowen.com)

在北宋与辽近百年的和平时期奉行这样的制度，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的制度甚至确保了北宋文化的灿烂和政权的稳固。但是面对金，北宋上下决策和执行都很慢，没有进行集中授权，让少数有能力的官员肩负起责任，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时体制，比如说动员体制、有效集中调配资源的体制、有效统一军权的体制，结果经济和军队体量都几倍于金的北宋，不堪“两”击。

作为文明的代表，北宋鼓励了一种更为和平的，而不是一种类似人身消灭的政坛“博弈”，皇帝也是作为最终的仲裁者而不是独裁者行使权力。但是北宋并没能形成有效的处理事务，尤其是处理紧急事务的机制，每每让所谓的道义或者利益赤裸裸地凌驾在大局之上，绑架国家。而官僚的各种杯葛和掣肘，也让真正的有识之士无法在危机关头发挥出像郭子仪或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匡扶社稷的作用来。

北宋与金的对垒，虽然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垒，但也可以被看作是复杂官僚体系与虎虎有生气的新势力之间的对垒。显然，蹒跚的官僚体系在野蛮生长的新势力面前，疲态尽显。新势力人数虽不多，但是却能够依靠自己的活力和极简的管理方式，即充分的授权、充分的激励，摧枯拉朽般地打破北宋的防御。而且可以采取非常直接却异常有效的“斩首”行动，取得战略上的优势，把经营了100多年，最起码表面上蒸蒸日上的北宋打得一败涂地。武力上颠覆式的打击，却并不妨碍金对北宋的向往，这种向往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金银财富的渴望，另一方面也是对北宋文明——比如元宵花灯——的渴望，被金人掳到北方的人中，甚至不乏才学之士、和尚和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