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城镇化让开罗变成大农村？因为农民进入开罗后，总希望自己有落脚的地方。所谓城镇化，就变成了在开罗主城区附近自主修建城中村。埃及严格保护农业用地，却无法阻止底层人民通过贿赂在小片农业用地上修建自己的房屋，当房屋越建越多形成村落后，政府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这些村接上水电，并且很高兴地向他们收取水电费——毕竟政府不需要有任何基础设施的投入。据说，这样的城中村建筑90％都通水通电。

对于这些建筑，埃及民间有自发的法律保障，有专业律师拟定的地契和房契，也有交易。这些楼房也并不像拉美的平民窟，它们都是两三层的楼房，地基是水泥的，结构是钢筋混凝土的。很多楼顶的柱子上都裸露着钢筋，因为两三层楼房并不是成品，大多数搬到城市的农民都算计着，等日后有钱了，家里人口增加了，还会再加盖，给儿子和他未来的媳妇住。

因为这种自建的城中村的存在，大多数人，包括穷人，都住在开罗市中心1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而不是像其他的城市，穷人需要散落在郊区。埃及前总统贾迈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曾经计划在开罗远郊的沙漠里建设几十座卫星城，但除了有钱人在那里买别墅之外，并没有多少人移居卫星城。开罗的城镇化——二战之后70多年开罗人口从200万增加到1800万——因此也和许多大城市的不一样，在许多大城市，穷人住在市中心，而一些富人却移居到郊外。

城中村最缺乏的是交通基础设施，这里不通巴士和地铁，开罗环城高速公路就从村子边上开过去，却不留任何上下口。但这并不妨碍城中村里的人，他们会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在2011年政府更迭之际，村里清真寺的阿訇就募捐、组织人力，自行设计建设了连接高速公路的上下匝道。在警察都忙着在市中心维持秩序无暇他顾的半年时间里，上下匝道建成了。虽然山寨的匝道比正常的窄小陡峭，但不妨碍车流进出，开通之后也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政府对于这样的违建选择默认，后来竟然在高速路上竖起了新匝道的指示牌。这种村民众筹建设的上下匝道只花了政府投资金额的一半，完工时间却快很多。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自建匝道在五千米范围内就有五六个。看似混乱的城中村，仍然有自发的秩序。

可惜的是，埃及政府并没有因势利导，将这些自发的秩序真正熔炼为城市的一部分。(www.daowen.com)

埃及的国家机构庞大，有600万公务员，吃“皇粮”人数接近总人口的7％。埃及公务员的绝对人数是美国的2倍，按照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算是美国的7倍。如此臃肿的国家机构，必然导致人浮于事，基层公务员贪腐成为常态。拥挤的办税大厅就是一个例子，每个窗口的公务员都有一套自己的索贿说辞：你明天再来吧（10埃及镑，约为4.36元），我得喝杯茶（5埃及镑，约为2.18元）……办税大厅的拥堵营造了行贿受贿氛围，没有钱但有时间排队的穷人是最好的背景，迫使那些希望快点办事的有钱人用金钱开道。

机构臃肿令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光是给公务员发工资就得用掉国家预算的1/4，还有1/4预算被用于支付债务的利息。为了取悦老百姓，确保大多数人都能达到温饱，政府还要花很多钱去补贴日用品——从汽油到面包。补贴占去政府开支的三成。如此一来，根本没有资金被投入到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教育中。社会商业发展停滞，仅有的一些企业很难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年轻人失业率在20％以上，开罗有25％～40％的人口受雇于非正式的行业，经济毫无活力可言。

埃及无法借鉴中国或者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因为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治理体系，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即使有再多的资源禀赋（比如地理优势和人口红利），也很难发挥作用。穆巴拉克下台后，西方国家曾一度很兴奋地以为可以按照他们的模子重塑埃及。何伟却认为，所谓的革命，根本没有缓解埃及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如果夫妻、父子、长幼，这些最基本的伦理关系都不变，如果国家的治理体系不能从根本重新设计和建设，那么革命根本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