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男女平等，是中国商人对埃及社会、经济一针见血的观察结论。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被解放，是埃及经济发展的一大软肋，而埃及经济发展的另一软肋则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

埃及拥有9000万人口，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尼罗河贯穿国境，沿河分布的市镇和人口让建设路网等基础设施变得很容易；国家毗邻红海和地中海，控制连接欧亚最重要的贸易通道苏伊士运河……总之，埃及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如果单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去评判，埃及一方面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拥有非凡的地理优势，可以轻松复制中国或者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如果能有效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潜能是巨大的。

然而现实却是，埃及的GDP 2017年在全球排名第四十三位，只相当于中国黑龙江省一个省的GDP。出口对GDP的贡献只有16％，远低于中国的30％的水平。

为什么埃及很难拷贝中国的发展模式？

对比埃及和中国，我们会发现在社会发展上，两国有着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做到了基础教育的普及，农民工至少有初中水平，很多还读了高中。他们进入城市后，马上就能进入组织有序的体制中，在工厂里从事分工明确的工作。他们从舍友、同事和媒体处了解资讯，不依赖村子内的长者或者亲朋好友，因此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也有机会学习系统和流程。很多人都意识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生产线上脱颖而出，其中的佼佼者也并不掩饰自己有朝一日也要开厂的雄心。

中国的基础条件，埃及是不具备的。埃及对基础教育一直缺乏足够的投入，公立学校人满为患，孩子只能在上午或下午来学校上课，上半天的学。因为阶层分化严重，中产以上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用英文或法文教学的私立学校。埃及年轻人平均受教育水平比中国要低很多，低收入家庭女孩不识字的情况仍然很普遍。(www.daowen.com)

埃及城镇化的过程也与中国迥异。简言之，中国是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变成市民，埃及则是在大城市内重新构筑乡村。埃及的城镇化更像是把乡村搬进城市来。在这个过程中，进城的农民全然没有斩断与乡土的联系，他们仍然与农村关系紧密，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和经济保障仍然是家族。

埃及的幅员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省，因为距离近，城镇化过程中这些进了城的农民要斩断与乡村的联系很困难。在中国，从内陆农村向沿海大都市的迁徙，动辄要跨越几千千米。在埃及，农村人进城最多也就是几小时的车程。结果是，埃及超过2/3的人口居住在开罗方圆3小时车程的区域内。开罗人开玩笑说，城镇化只是把开罗从城市变成了大农村。

何伟观察到，埃及最大的悲哀，恰恰是大多数人都没能去重新思考女性和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超过55岁的老人只占埃及人口的5.7％，却拥有巨大权力。

古老埃及的历史似乎也印证了这种“尊老”在文化上的持续性。考古发现，古埃及很少有人能活过50岁，很多人在25岁之前就死了，所以在埃及历史上，老人很吃香。从西方和当代的视角来看，年轻人在很多国家意味着潜在的巨大人口红利，但埃及的视角却不同，年轻人多反而衬托出人数相对少得多的老人的“珍贵”，因为他们稀缺，他们有经验，所以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人数众多的年轻人被社会认为是可以浪费的，并不值得珍惜。这是埃及的悲哀！这个古老的国度因而至今还被掩埋在历史的土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