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经商的中国人以浙江人居多。20世纪90年代，第一代浙江商人开始往埃及“倒腾”商品。《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一书里记述了其中一个商人的故事，他第一次到上埃及（指埃及南部地区），带了内衣、珍珠等几种商品，结果发现内衣卖得特别好，就开始专注内衣生意。除了从中国进口内衣，他还在埃及腹地开设内衣零售店。

中国人经商最常见的就是夫妻档。男人负责供货，与当地人打交道；女人负责看店，招呼女性顾客。既然选择做内衣生意，无论是老板还是老板娘，都练就了一套“好把式”，只要瞄一下顾客的身材，就能拿出合适尺码的内衣。

在男女有别、传统女性都用头巾把自己包裹严实的埃及，这种中国夫妻档开的内衣店与其他埃及店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来逛店的女性顾客并不介意男老板看店。埃及人开店，男性如果和女性顾客打交道，总是免不了对女性顾客进行“性暗示”，中国男老板可没那个闲工夫。内衣店的火爆，也从侧面凸显了女性在埃及被压抑的现实。新娘在未婚夫、母亲甚至弟弟的陪同下一起买内衣的情形比比皆是。在埃及，内衣算是新娘的嫁妆，由娘家支付费用。新娘会一次买上几百美元的内衣，这种采购的阵仗连美国人也比不得，埃及人却觉得很正常。在埃及，新娘出嫁后一般就不再工作了，成为家里的“玩偶”，“玩偶”与“新娘”两个词在埃及阿拉伯语里是通用的。

中国的夫妻档给埃及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带来了新风气——男女平等的新风气。在店里打工的埃及女帮工（大多是出于无奈才打工的，这样的女人常常找不到婆家）也认为中国人直接、有干劲、不会骗人。她们吃惊地赞叹着中国老板夫妻俩的平等——什么事情都商量，也会吵架，但是绝不是男人只想着主导女人，对女人颐指气使。这和埃及不一样。70多年来，中国女性获得的巨大解放，在中国之外，显得更突出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在埃及打拼的中国商人对埃及的宗教、文化、语言、习俗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大多数出国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正式学过阿拉伯语，没有哪家内衣店里有阿-汉词典。他们应付客人用的埃及阿拉伯语都是在生意中学到的。因为打交道的大多数是女顾客，中国商人无论男女，埃及阿拉伯语都有着一种“女性腔”，汉语里是没有对应的词性或者特别表示尊敬的敬语的。(www.daowen.com)

这种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让中国商人可以更好地做内衣这样敏感的生意，因为他们可以超脱于埃及的乡土社会生活，他们做起生意来会更就事论事、更纯粹。客户光顾过后，也丝毫不必担心他们去嚼舌头。

浙江商人有属于自己的“生意经”。他们担心在埃及扎堆会陷入不良竞争，于是像捕食动物一样，沿着尼罗河上溯，在不同的居民点圈地，划出各自的经商范围。根据居民点人口的多少，圈地的范围从二三十平方千米到四五十平方千米不等。靠着卖内衣赚得的第一桶金，浙江商人又投资了塑料回收项目，内衣店则交由嫁了人的女儿继续打理。

这边生意正做得热火朝天，埃及的经济状况却在2010年之后急转直下，埃及镑5年之间贬值了2/3。因为埃及采取外汇管制，从中国进口商品不再赚钱，很多人只能选择离开。这是生意人的无奈。他们可以不去深究当地的语言文化，依赖自己的商业敏锐度把生意做起来，但是大环境动荡时也只能做一叶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