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供职于麦肯锡公司，后来又加入印度政府的经济学家亚兰特·辛哈（Jayant Sinha）给印度经济把了这么一个脉。他认为，如果从经济构成上来看的话，印度经济可以被分成三块。

一是国有经济。这是“尼赫鲁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坚持中央计划、自给自足、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强调要保证国家对战略领域的管控。在印度改革开放之后，所谓的战略领域已经逐步缩小为钢铁、能源这样的传统行业，以及金融业。和中国一样，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金融业如何改革、如何化解金融业中的坏账危机，是印度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即使铁腕如莫迪，至今也仍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二是自由开放的经济，这里指的是最为全球化、最受科技进步所推动的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IT外包盛行。IT外包是印度企业发展的一股清流，产生的亿万富翁被誉为最干净的亿万富翁——比如说Infosys（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的老板。现在自由经济的代表则是移动互联网中的弄潮儿，包括电商公司和移动支付服务公司等。

印度是中国企业淘金的最佳市场，因为这里与中国有着5～10年的差距，让投资人可以穿越到过去，以便“预见未来”。而且印度的商业氛围更浓厚，一两亿会讲英语的中产阶层消费升级的速度可能更快。中产阶层的技术敏感度也更高，小米主推的广告竟然是移动充电，而OPPO强调的是10分钟40％的快充，感觉着力点都在“码农”身上。

三是裙带资本主义，这是印度所特有的，也是去监管改革之后形成的政商关系的一种新的畸形扭曲。商人在土地和审批（比如说电信讯号使用权的审批）上与官员一起寻租，而在2007年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更体现为集团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的某种“共谋”。这种共谋刺激了印度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也让很多家族企业盲目扩张。

然而在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这种盲目扩张积累下来的巨额坏账，已经有1500亿美元之巨，成了印度经济背负的沉重包袱。一方面，这种债务危机导致近几年印度经济发展下滑，使印度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另一方面，这种债务危机迫使银行私有化，融资不透明、融资寻租变成了监管者必须解决的问题。(www.daowen.com)

三种经济形式杂糅在一起，使印度经济成为面向未来和留恋过去的不同发展模式的大杂烩，更体现了旧财富与新财富的相互融合和竞争。

旧财富是英国殖民时代就积累起来的家族财富，在尼赫鲁时期进一步强化为与政府勾连的财富，形成一整套寻租方式。

新财富则是在印度20世纪90年代去监管和开放之后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尤其是在钢铁、发电、电信、油气加工、汽车、航空等行业中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这种财富的积累也形成了一种共谋——产业与国有银行资本的共谋，或者更具体一点，是雄心勃勃、风险偏好很高的企业家与保守求稳、风险偏好很低、但名义收入也很低的银行家之间的共谋，其代价当然是当经济（尤其是全球经济环境）产生问题的时候，坏账风险被转嫁给大众。

创新创业在移动互联网经济中的确是亮点，但是夹杂在两种历史包袱沉重的经济之中，则难以独撑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