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一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走向的分水岭。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遭遇重创，危机发源于美国，波及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鲜有经济学家能准确预测危机的发生？经济学研究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市场自由化和政府减少监管会催生诸如“忍者贷款”（NINJA贷款，是指向没有收入、没有工作，也没有抵押资产的人贷款）这样高风险的市场行为？是什么让道德风险失控？为什么市场的激励导致银行家的短期行为，而使他们忽视了市场逐渐累积的长期风险？制度设计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些金融机构变得“大而不倒”，却不得不由政府兜底纾困，但是几乎没有银行家为危机肩负起个人的责任？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的这本书，是金融危机10年之后对这一系列问题所做的回答。她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降级”的危机，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而民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在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危机，需要改良。

全球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疑。特朗普代表民粹主义大张旗鼓地叫嚣，这种叫嚣声裹挟了全球化输家的怨愤——这些输家是全球化过程中丢掉了工作的美国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也是那些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房屋被变卖的失房者，更涵盖了过去20年薪资停止增长的众多工薪阶层——却祭出了贸易保守主义的大旗，希望打破多边协商的贸易规则，挥舞美元结算和治外法权的“长臂”，重振美国的“雄风”。

深入思考，进入21世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人类最大的失误的确是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失察。全球化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也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以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却忽略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忽略了资本家在全球化盛宴中所攫取的收益远远大于工薪阶层的事实。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以美国公司为主的跨国公司飞速发展的时代。现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69个是跨国公司，31个是国家，“富可敌国”已成为现实。最近20年，欧美企业CEO的薪酬乘火箭般上升，加上股权和其他激励，标普500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已经超过企业全职员工平均薪酬的1000倍，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水平，而在20世纪70年代，二者的薪酬差距平均只有35倍。

分配不公与贪婪，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之一，其背后是对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被金钱驱动的过程中，人们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股东利益最大化”对企业长期价值可能带来的打击。给CEO丰厚的股权激励，鼓励了企业的短视行为，越来越多手握巨额现金的大集团选择通过回购股票来推高股价，毫不避讳地帮助管理层管理股价，代价是对公司未来投资的减少。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薪资差距日益拉大，连迪士尼公司创始人老迪士尼的孙女都看不下去。她站出来指责迪士尼给CEO罗伯特·艾格（Robert A.Iger）的薪酬太高，她认为艾格每年6000多万美元的薪酬，如果平均分配，足以给迪士尼乐园每位拿着时薪15美元的员工涨薪15％，还能剩下1000万美元让艾格继续做富有的CEO。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所推崇的“小政府”和“去监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竞争的活力，也避免了英美陷入“高福利国家”的困境。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概言之，新自由主义共犯有三宗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政府投资不足，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维护和新建的投资不足；寅吃卯粮，政府债务高企，却仍然更愿意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不是努力增加盈余，改善财政状况。

莫约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批评。

一是金权政治流行。企业在政策游说上的花费水涨船高，华盛顿成为说客和律师们纸醉金迷的大都会，政治选举金钱开道，导致政客非但不能制约“富可敌国”的企业财团的扩张，反而有可能被进一步被套牢。特朗普打着“民粹牌”，宣称要清空华盛顿的“污水”，而在施政的过程中，他所任命的官员许多是代表企业利益的夹袋人物，比如他所任命的环境保护局局长，此前就是代表石油企业利益的说客。(www.daowen.com)

二是选举政治变得日益缺乏竞争性。美国两党在议会选举中都特别热衷于划分选区，因为通过划分选区可以把更多支持者划入一个选区，减少选举的竞争性。在最新的美国众议院选举中，甚至出现几十个议员席位没有人挑战的局面。不受挑战的长期议员因为缺乏选民的监督而更有可能代表利益集团。

三是党同伐异，甚至不惜让政府停摆。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屡屡发生，频次越来越高，恰是美国政治失灵的体现。

不过，坦率地说，书中提出的大多数改良方案有些过于理想化、缺乏实操性，有些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的倾向，有些则明显挑战公平性。尽管如此，莫约的讨论和建议仍然从侧面告诉我们，仅仅喊一喊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口号，并不一定就能给新兴市场带来发展的动能。和任何制度一样，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制度都需要设计、修改、更新。莫约的方案虽然可行性很小，但是她所发起的对于制度设计的讨论却很重要，只有不断改良和创新，才能重新找到制度的生命力。比如，针对年轻一代参与选举比例低的问题，莫约就提出应该进行强制投票，处罚那些大选时不投票的选民，让每个选民都珍惜参与政治的机会，让投票成为每个公民必须肩负的责任。这一点就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因为澳大利亚和瑞士早就已经实施了选举强制投票制度。

回到中国，《增长危机》也为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给出了新的视角。如何确保我们能更好地去规划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路径，解决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作为一个可调动巨大社会资源的大政府，中国如何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提供基础设施，还提供包括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制度、治理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调整方面着眼。

《增长危机》里提出了一些数据很引人深思。比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经常提“7、25、50”这三个数字，即欧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欧洲GDP占全球GDP的25％，福利支出却占了全球福利支出的50％。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站在发达国家的视角，我们可以说欧洲国家的政府背负了沉重的福利负担，这也凸显了欧洲选民的短视，因为他们为了满足当下的福利要求付出了透支未来发展投资的巨大代价。的确，如果缺乏有效的平衡，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可能成为对政府公共服务的予取予求。但是，反向思考，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福利需求的增加，如果一个国家的福利支出在全球福利支出中的占比低于这个国家的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这样的短板迟早也得补上。

还有一组例子是美国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的缺口，计算下来大概有2万亿美元。自从1956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建设州际公路的大手笔投资之后，美国在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新投资上一直存在巨大缺口，以至于道路桥梁年久失修、问题多多。相反，日本一直注重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很多项目成了政客的“分肥项目”，使用率很低的“大白象”项目不少，基建对经济的整体拉动有限。这两个例子都给中国基建的未来提了一个醒。经历了过去20年的快速建设之后，中国未来维护存量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成本会和这些年来的美国一样，巨大的投资就意味着未来巨大的维修成本。好的计划，不仅要研判未来基础设施使用的需求变化，还要至少把维修成本计入未来的投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