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美国和中国“虎爸虎妈”那么流行？

如果从经济学视角去分析，至少有两个外部环境的维度可以考虑：社会平等程度和社会流动性的程度。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很多国家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首先体现在受教育程度不同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接受高等教育乃至硕士、博士教育所带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的红利越来越大，推动了全球对密集式教育的追捧。

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过去40年，美国变得日趋不平等，从富人到中产，都在为下一代焦虑，当代美国人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孩子的日子有可能过得没有自己好。实际上，恰如描绘美国铁锈地带产业工人没落生活的《简斯维尔》一书中所提到的，当代美国人如果没有上过大学，想要像父辈那样靠劳动过上中产的生活已经希望渺茫了。

此外，美国高等教育顶级机构的选择机制塑造了“虎爸虎妈”的行为，并且有可能加剧这种不平等。常春藤大学要求高中课程成绩优秀，标准考试（SAT）高分，同时要有丰富的课外活动（要么是才艺、体育，要么是创造性、创业或者社会公益活动）。这种要求让家长对孩子的包装愈演愈烈，直至引发了2019年春天美国司法部迄今为止起诉的最大的一起招生舞弊案。

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把曾经的社会平衡打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美国一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在收入和职业发展上也大幅领先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为高考的独木桥，考试变成了零和游戏，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鸡血文化”，经济学家称之为“标杆竞争”。问题是，给孩子塞进去的知识，有多少是实用的？有多少是纯粹为了在竞争中超过对手？或者说，为了通过一次考试而付出的努力，有多少是能给孩子的未来加分的，有多少是浪费？

但并非所有国家的父母都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在一个比较平等，而且社会流动性，也就是竞争性不是那么激烈的国家，比如北欧的瑞典，家长的教育方式就会比较超脱、比较自由，给孩子更多自由生长的空间。有一次齐利博蒂去瑞典朋友家拜访，朋友家里6岁的孩子粗鲁地说：聊天声音小点，妨碍我看电视了。家长尴尬地一笑，建议客人到另一间屋里聊天，别打扰孩子看电视。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瑞典家长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给孩子充分自由成长的环境，让他们能自己去探索，而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和竞争并不激烈的环境也保证了教育程度的高下并不会带来太多收入的差距。(www.daowen.com)

芬兰是另一个例子。二战后，芬兰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彻底的经济转型，从一个只有农林业相关产业的贫穷国家转变成了工业、高端加工业和设计都领先的发达国家。芬兰转型背后一个很大的推手就是加强对孩子教育的投入，大力培养教师。芬兰给予教师有竞争力的工资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通过教师岗位的激烈竞争培养出好的教师。

从实际效果看，瑞典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的孩子虽然学习轻松，但是非常有团队精神，创造力也很强。

在比较平等，但是社会流动性比较强，也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家，比如瑞士，家长还是会有比较强的动力去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机会。在瑞士，孩子12岁时有一次重要的考试，经考试筛选出的20％的孩子走研究路线，未来能上大学。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20％的名单，瑞士家长也会绞尽脑汁，花钱请私教，甚至休假来帮助孩子过“独木桥”。但因为社会比较平等，父母的焦虑感并没有那么强。

日本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一方面，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小，社会流动性也并不是那么强；另一方面，东亚重视教育的传统让日本的高考竞争激烈。在日本，虽然考试压力很大，但父母讲究对孩子放手，很强调孩子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与“虎爸虎妈”的过分呵护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独立性的强调让日本的家长更愿意放手让孩子去做事情，期待孩子能够负责任，从很小开始就能够照顾自己、打扫教室、参与劳动，而不是被呵护。日本的例子也凸显了“经济学只能部分解释不同国家教育体制的不同”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