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普作家查尔斯·曼恩（Charles Mann）在《奇才与先知》（The Wizard and the Prophet）一书中，把解决由人口激增和工业化带来的环保问题的思路总结为两条，他将一条喻为奇才，一条喻为先知。两者对人类面临的共同环境挑战都有清晰的认知，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却迥异。奇才强调对科学的信心，认为用科学的方法能够不断解决各种新生的问题。先知则强调人类和其他动植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太快速的繁衍会种下种族灭绝的因子，应该做的是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了解大自然的总体实力，也就是环境承载力，从改变自己的习惯入手解决环境问题。

书中的奇才是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博洛格是技术乐观派的代表，也是现代绿色农业革命的开创者，是墨西哥高产耐病虫害的超级杂交小麦之父。在转基因技术发明之前，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博洛格整整20年在麦田里亲力亲为，终于成功种植出超级杂交小麦。这种小麦麦秆短小结实、高产、能抵御当地最主要的病虫害，而且磨出面粉的口感很不错，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麦因为在墨西哥北、中、南三个地区都能够成长，所以几乎成为墨西哥通用高产小麦的代表，并在墨西哥得到广泛推广。

博洛格作为奇才，怀抱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方面他对墨西哥农民的赤贫处境十分同情，希望能够通过绿色革命的方式帮助大量的墨西哥人摆脱贫困；另一方面他对科学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推广科学方法，包括育种、灌溉和施肥，就能大幅提升农田的产量，满足急剧增长的人口的食品需求。

书中的先知则是威廉·福格特（William Vogt）。福格特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创人。与博洛格相比，福格特的经历更有戏剧性。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鸟类专家，20世纪30年代，福格特被秘鲁政府请来研究海岛上海鸟数量大为减少的问题。

因为受到南太平洋季风和洋流的影响，秘鲁海岸降雨很少，外岛人迹罕至。之所以成为海鸟的天堂，就是因为这一带海域受暖流和冷流的影响，有大量的浮游植物，吸引了大批鱼群，也就吸引了大批海鸟的入住。因为干燥少雨，海鸟的粪便在海岛上积累了一层又一层。随着农业的发展，化学家开始意识到粪便之所以是肥料，是因为其中含有氮。秘鲁外岛上千万年积累下来的鸟粪一下子变成了天然富含氮的肥料，引来大批人来开采，还被运输到欧洲国家，秘鲁因此成为有机化肥发明之前最大的天然肥料供应商，贸易收入在秘鲁当年的GDP中占很大比重。

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海鸟的数量骤减。福格特在海岛上住了几年，终于发现了整个生态变化的奥秘。每隔几年，干燥的秘鲁海岸都会在圣诞节期间迎来降雨，气候转暖，冷的海流被暖流所覆盖，浮游植物变少，鱼群也变少，大量海鸟无法在海岛附近找到足够的食物，越飞越远，有时候根本无法及时返回小岛。小岛上大批幼雏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海鸟数量骤减是因为幼鸟的夭折。福格特也是发现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变暖）给生态圈带来影响的第一人。1948年他出版了《生存之路》，提出了从自我做起，尊重地球的承载能力的环保理念。(www.daowen.com)

奇才和先知，分别从个体和地球两个层面，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

站在个体层面，奇才推崇个人的自主性，认为只要合理挖掘和使用科学技术，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人无法解决。站在地球视角，奇才则认为新技术层出不穷，人类完全可以胜任地球主宰这一角色。

先知的观感截然不同。从个体层面讲，先知认为，除非每个人都减少消费、控制人口的数量、限制自身的欲求，否则人类无节制的发展会对整个地球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人也会和历史上其他很多快速繁殖的动物一样，最终迈向毁灭。而站在地球的视角，先知则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一定要尊重环境的局限性。

两种观点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奇才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专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先知则选择更贴近自然，去中心化，自下而上、从我做起地去组织化。

曼恩写《奇才与先知》的宗旨，并不是要力挺某一方的观点是解决未来环保问题的正确方式。相反，他不断在强调，奇才和先知双方都有他们的特点，而且可以说双方的观点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问题的两极，但两者的观点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而且无论采用任何一方开出的药方，改变世界都需要时间。两者之间的争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事实的纷争——二者都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而是价值观的纷争，而这种价值观的纷争主要集中在我们到底该怎么认知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球，以及人类在地球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