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大重点。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必须推动金融市场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进行改革。中国经济需要逐渐戒除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数字经济所鼓吹的恰恰是金融脱媒。商业银行一定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因为从整个系统的设置角度看，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管理甚至规避风险的。而创新和创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高风险的，需要通过上市这种直接融资的方式来真正获得支撑。让股市更加健全，不仅仅是进行推出科创板这样的尝试，仍然需要回答不少重要的问题，比如：怎样让市场能够更好地对好的和差的上市公司做出鉴别？如何开启有效的退市机制？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点恰恰是对推动经济从次优的发展模式转变成更优的发展模式，推动中国从新兴经济体迈向成熟经济体。
转向更优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变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扭曲。张军和王永钦就提出，现在是时候把价格做对了，尤其是要素价格和劳动力（人才）价格，这样才能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主要依赖关系型合约和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转型也需要伴之以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构建适应未来发展的治理体系。《大转型》一书中就提出，政府政策干预的形式和幅度应该取决于经济体具体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市场的完备程度和与世界技术前沿经济体的差距，需要根据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来调整。在市场发育得足够充分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治理结构也需要进行适时的转型。
比如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速一直是各方关注的议题。但同时，大多数学者都认可，衡量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标准，应该从简单的速度考核转到如何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上。经济增速放缓不用担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更重要。如果从系统思维的视角去观察，GDP就不应该有目标，因为GDP数字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然就很容易混淆了目标和手段。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生活水平的提升、就业的充分、经济的稳定。如果长期把GDP的增速制定成整个系统的目标，就会扭曲整个系统的行为，就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为了达标而不计成本的情况，产生低质量的GDP和效率低下的GDP。
很多学者关注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国，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一个是守成的大国。前文提到的《注定一战》一书就梳理了过去500年16次崛起中国家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其中12次以战争为结果。
中美未来的竞争，可能是贸易战；肯定是技术战，看谁能在未来占领技术领先地位；更是金融战，看谁能更有效地调配资源、支持创新、规避风险。恰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很早之前就验证的，更加分散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会更好地加总大众的智慧，促进创新的发展。当然，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大数据更好地交换也非常重要。
除了竞争的一面，我们更需要看到参与全球化这个大系统的一面。未来全球产业链、信息技术、大数据等诸多方面的融合会加剧，中国需要参与更多面向未来的标准、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以大数据为例，如何保护普通人的隐私？如何确保大数据不被滥用，同时又能鼓励大数据被研究机构和企业合理使用，推动创新？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深入参与讨论。(www.daowen.com)
未来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我们能否创建出一个有动能、有韧性、能挖掘发展潜力的经济体。我们需要从过度依赖投资转向由消费引领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中国企业从世界工厂向技术领先国家迈进，加强环境保护，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推动人民财富持续增长，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同时削减贫富差距。
最后，用系统思维大师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在她的著作《系统之美：决策者的系统思考》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大千世界是混乱不堪的。它是非线性的，狂躁不安，又动态变化；在某一个瞬间，它是一种状态，但到了下一个时刻，它又是另一种状态。谁也不知道它要到什么地方去，根本无法精确地测量，也算不出平衡点。它是自组织的，始终处于进化之中。它同时演化出了多样性和统一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所处的大千世界才如此变化万千，异彩纷呈。”[5]
[1]50岁以上50人。
[2]六度空间理论是一个数学领域的猜想，该理论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数不会超过6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5个中间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
[3]Chief Purpose Officer，首席理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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