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和王永钦教授主编的《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做了很好的梳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的差距有二：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很低，一开始很难通过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因为价格根本不准确；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巨大的技术差距，可以通过学习、仿制、“山寨”来追赶，一定时间内并不需要创新。

张军和王永钦提出，中国的改革策略和治理结构暗合经济学中的次优理论，也就是只要经济中存在许多扭曲，如果只消除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扭曲，而不是全部扭曲，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增加一个扭曲，反而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之前城乡二元经济的剪刀差）有利于加速资本的积累，同时GDP锦标赛也容易更好地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明确的激励机制，再加上2001年中国加入WTO，完全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这些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但现在面临转型恰恰是中国经济的特征和禀赋，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发展阶段上来说，中国需要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向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单看人均基础设施存量，用中国所有的高铁、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机场、码头、工业园等基础设施存量除以中国14亿人口，中国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的水平，仅次于美国。

另一方面，中国与国际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一些领域，比如说5G，中国已经成为技术的引领者，参与到最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这种情况下，复制和追赶的发展模式，必须尽快转变为鼓励创新的发展模式。所以，在这样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早期促进投资的政策，比如说压低工资，反而会阻碍技术的创新。

全球的消费核心也正在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对有形资产的投资，正在让位于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这是一个外部的大格局。同时，全球化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从深层次上挖掘，原因是上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全球资本精英是全球化当仁不让的赢家，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虽然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但也给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击，这尤其体现在西方国家蓝领工人的工作被大量转移上。(www.daowen.com)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预见未来：新时代投资机遇》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要转型就需要挖掘新需求。他列举出拉动新需求的三驾马车：城镇化2.0、消费升级及全球化的4.0。他认为新需求是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推手。很多专家都提出，中国经济需要从城镇化1.0的版本迈向城镇化2.0的版本。1.0的版本是土地的城镇化，却忽视了人的城镇化，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但他们却没有办法在大城市中真正留下来，也因此出现了农民工二代成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样的社会问题。城镇化2.0的版本，强调的恰恰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邵宇强调了在中国通过构建大型都市圈和卫星城来吸纳广大人口的重要性。“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应该成为身份的标签。”打破城乡的差距，让更多人能够在城镇化过程中享受到福利，将形成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力。

消费升级与城镇化2.0息息相关，也凸显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与全球的同步性。消费升级不仅仅是对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是对更好的环境、更丰富的体验、更多元的娱乐的向往。消费升级更不仅局限在传统定义的消费领域，还涉及公共服务领域，对更好、更便捷、更安心的医疗服务，对更好、更贴近孩子需求（个性化）、更能挖掘孩子发展潜力的教育服务，也有着非常大的需求。如果在医疗和教育上没有同步的发展和创新，也没有养老领域的创新，那很难完成人的城镇化的目标，也很难挖掘出真正的消费潜力。

全球化4.0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法，也跟2019年冬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契合。一方面强调了中国如何进一步参与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帮助新兴市场构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在全球金融和贸易治理的框架下，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更多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正视全球化有赢家和输家的现实，更好地化解全球化当前所面临的开放和闭塞（也就是拥抱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