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生活和职场会是什么样子？约翰·凯恩斯在20世纪上半叶给出了预言，他认为到了世纪末每个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发那一下子多得多的时间。

很可惜，凯恩斯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样快速崛起的国家，普罗大众花在职场上的时间是更多了，而不是更少，工作和生活的天平更偏向工作，而不是生活。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和公共政策问题专家去开启面向未来的新的思维实践，恰如安妮·罗瑞（Annie Lowrey）在《贫穷的终结：智能时代、避免技术性失业与重塑世界》中所详细剖析的那样，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都热衷挖掘的概念。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任何限制，每个公民每月都能有1000美元的基本工资，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贫困是否会彻底消失，社会是否会变得日益公平？

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被提出，大背景是最近五年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人工智能代替人类进行工作的预言不绝于耳。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机器替代人类进行工作的事情频频发生，但是这次可能不一样：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替代的工作岗位十分多，甚至有人预言在10年后有接近40％的工作岗位会被替代，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无法创造出同样多的新工作岗位，或者无法对职场中被颠覆的人群进行很好的转岗培训，那么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失业、大规模的返贫。

当然，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出，也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在最近40年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尝试。如果从二战结束开始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被大略分成两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是快速发展兼具公平发展的时期，无论是欧美还是亚太的新兴市场，经济发展都伴随着几乎所有阶层生活水平的提升，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对普通劳动者的保护确保了经济发展的蛋糕相对公平地再分配。

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打破了这样的平衡，天平越来越向资方倾斜。欧美的劳工阶层过去20年薪资水平几乎没有提升，财富的分配更是差异巨大。1％，也就是位于财富顶端的人群，资产迅速增长。而蓝领工人阶层的失业率也因为全球化的产业转移而激增。劳工阶层的不满引发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也是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背后的推手。这也是全民基本收入希望去解决的问题。

但是，恰如罗瑞在书中所剖析的那样，全面推行全民基本收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财政的负担。如果在美国推行每人每月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政策，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几乎会翻一番，政府要承担如此高的支出，意味着税负的增加，这对市场经济本身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打击，是很大的问题。(www.daowen.com)

其次，高福利带来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也已经显现。在一些国家的确出现了高福利抑制普通老百姓工作的意愿，很多人依赖高福利的负面现象。而欧美国家之所以都选择采用食品券和住房券等非现金的方式作为针对贫困人口的补贴，也是为了避免人们把国家给予的补贴花在酒和毒品上。如何确保全民基本收入是用来保障每个人都能有饭吃、有房住，而不是鼓励懒惰，甚至被用于上瘾的活动——最新的上瘾可能是在移动互联网上打游戏和打赏——这是关于这项公共政策的另一个核心议题。

放在中国语境下，罗瑞的这本书仍然能给出不少启示：

首先是如何帮助所有人脱贫和如何抑制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两个议题在中国都是重大议题，需要去深入讨论，也需要引入新思维。全民基本收入就是这样一种新思维，强调进行一种由政府强力推进的二次分配，强调公平和给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到底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在实操层面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衍生问题和挑战？讨论这些问题正是罗瑞这本书的有益之处——它剖析了各国的经验和来自学界、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的思考。

其次，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探讨，也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这样的理想社会的基石是尊严和平等，给予每个人基本的生活保障就能确保每个人有基本的尊严，并且能平等地活着。在这样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不应该被落下。这种探讨同样也是在追问一系列问题：比如财富应该如何分配？企业的责任除了追求股东利益之外还应该涵盖哪些？慈善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最后，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本书是写在美国语境之下的一本书。美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中国如果以人均GDP来计算，仍然停步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不同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对是否应该和能否提供全民基本收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思考的议题。此外，如果说全民基本收入是对未来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颠覆的预先准备，而中国恰恰是全世界人工智能最大的试验场，我们也应该去追问，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效率的提升，到底应该如何让更多普通中国人去分享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