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吵吵嚷嚷三年多的英国脱欧，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觉得这是英国人在瞎折腾，是纯粹的内耗。但是如果从全球化的视角去看，英国脱欧却标志着这一轮高歌猛进的全球化的尾声。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中，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最大的推手，制造业的外包、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构建、全球金融的大开放与资本的加速流动，营造了全球经济欣欣向荣的局面，推动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

但是全球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全球化也制造了明显的赢家和输家——技术、制造业外包和移民带来的西方国家蓝领阶层的工作转移与工资增长停滞，与精英阶层获得的财富增值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脱欧因此本质上是对这一轮全球化的收益和责任不均衡所提出的抗议。

《21世纪资本论》已经点出21世纪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问题，那就是仅有经济、市场与金融的全球化，却没有治理的全球化、征税的全球化、转移支付的全球化、对全球化输家的补偿（培训和救济），那么这样的全球化是无法持续的。因为金融资本可以在全球寻找机会，本地市场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越来越低，机会与财富的分配日益不均，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如此会割裂社会的机理，推动民粹主义抬头，最终葬送全球化的进程。

简世勋的这本《世界不是平的：走过逆全球化暗潮》更是一再强调，全球化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全球化也并不是一条单行线，如果无法适应新的全球经济、金融与政治现实，全球化的前景就会混沌不清。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恰恰如此。

全球化所崇尚的四大自由——商品、服务、金融与人的自由流动——受到一套机制和体制的支持和约束，仅仅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全球化可能造成的问题，或者说克服市场本身造成的波动和周期性难题。历史上的全球化进程都曾经因面临挑战而停滞甚至倒退，究其原因，恰恰是它所塑造的全球体制和机制无法跟上不断改变国际经济与政治的现实。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全球化，依靠英国的法律和英国皇家海军的武力来维护，但这样的秩序在列强的竞争中无法维持，需要用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来打开局面。

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则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背后的武力来背书。美国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经济、金融与军事的保障，而美国经济、金融与军事的实力也给了它用自己的方式来塑造世界的机会。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有一系列的全球机制来支持，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之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而这些机制的建设无一不是以西方国家——美国及战后恢复起来的欧洲诸国和日本——的利益与诉求为出发点的。(www.daowen.com)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影响力达到顶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预言“历史的终结”。他们都没有看到，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更加整合和多元的全球经济格局及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内经济格局——需要现有的体制与机制做出改变。欧元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政治整合滞后于经济整合的时候，当民族国家的利益与欧盟整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张力就特别明显。欧元区恰恰因为没有统一的银行体系、没有一个推进统一的政府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南北分化。同样，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恰恰因为没有适应性的国际治理体系，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当今的全球化正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全球经济多元化的挑战。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全新一批全球化的参与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历史叙事和对全球化的认知，他们对全球化的方向和目标有着不同的想法，全球化往哪里去，需要达成新共识。

其次是全球治理的滞后。二战之后建立的全球化的治理体系已经无法应对新的环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虽然扩容，却仍然是富国俱乐部，无法真正让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大国参与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由美国和欧洲国家主导，无法适应全球大规模储蓄的不平衡，应对支付危机。而如果没有治理的全球化，或者说没有非西方国家参与讨论全球治理新思维并达成共识，那么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就很难被分担，西方民粹主义就会进一步瓦解全球化。

最后是随着全球经济整合更为深入，经济周期下行时对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的打击也更为严重，需要有预防与纾困机制。资本的全球化是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了资本全球化推动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却忽略了资本全球化在经济周期下行时通过资本抽离给新兴市场经济带来的打击，全球化在周期面前会显得尤其脆弱。简世勋在书中就提出应该建立起一套新的机制——全球金融流动组织（Global Organization of Financial Flows）来治理热钱盲动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打击。

全球化并没有把世界缩小为地球村，我们距离那个机会、发展与财富都公平的世界还很遥远，但是全球化的确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整体的发展和富足。反思全球化，就是要找出逆全球化思潮的原因，理解多元世界不同的诉求，构建多极世界的治理结构。唯有如此，才能推动全球化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