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里达拉达斯对商业精英用市场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批评是中肯的。如果要走出过去30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困境，就必须建立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尤其要去反思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小政府、大市场、去监管”的药方。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并不一定能催生创新。它同样可以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让大企业、平台型的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和市场支配力；它可能促使企业仅仅追逐利润，罔顾劳工的利益；它可能让企业急于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了再分。

市场因此需要有效的监管，需要有足够的竞争，不然可能会失灵，一方面产生大量像污染这样的负面的外部性产品，另一方面却又很难为像基础研究这样的公共服务提供足够支持。

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对市场的迷信，缺乏对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的足够投资。此外，虽然理解竞争的重要性，市场上却仍然存在着对垄断的崇拜。(www.daowen.com)

现实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领先的前两三名企业占据其所在行业主要的市场份额，有的行业（飞机制造）甚至出现了像波音和空客这种双头垄断的格局。互联网领域平台型企业的优势更为明显，谷歌和Facebook瓜分了美国几乎所有数字广告增量的份额，全球市值排名前10名的企业中7家是高科技企业，每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进入这一范围的初创企业实施先发制人的并购战术。

市场本身也无法应对经济转型。面对全球化和技术的挑战，需要政府投入更多来帮助普通人应对从工业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应对技术带来的职场的巨大变化。这需要非常积极的就业辅助计划，更快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帮助普通人能够在新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府如果加大对教育、养老和医疗的投入，确保这些行业雇用更多的人，提高老师和护士的工资，会对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

打破市场万能的迷思就是要重新建立市场与政府的平衡。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为政府赋能。在税收资源的再分配等问题上，必须让政府有所作为，有能力作为，然后才是提升效率。期望私营机构替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它能解决个案，却不一定能解决系统问题；它给予了私人（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大富豪）过多的不对称的话语权。只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才会是真正普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