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重要推手，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专注于对金融资本的积累和攫取，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被忽略甚至受损：比如劳工（也可以称之为人力资本），比如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比如企业所处的社区，比如自然环境。

企业该怎么做？《互惠资本主义：从治愈商业到治愈世界》转换了视角，站在企业的角度，提出了同样重要的问题：除了赢利之外，企业还有什么目标？甚至进一步追问，赢利是不是应该成为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第一的目标？《互惠资本主义》的作者、玛氏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布鲁诺·罗奇（Bruno Roche）提出的“禧年”概念值得被重新发掘，因为它可以让我们重温一种思考人类、环境、财富及它们在世界上各自所处地位的古老方法。

犹太人2000多年前就提出：就好像人每7天里有1天要休息，好让人能够恢复体力；土地每7年要有1年休耕，好让土地能恢复肥力；每50年里也应该设置1个禧年，给每代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在这一年，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所有债务都应该被取消，所有抵押的土地都应该被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或他们的继承人），所有奴隶也应该被释放。禧年可以将人们从过度劳累和过度负债中释放出来，将地球从过度使用和过度开发中释放出来，将财富从少数人的过度积累中释放出来。

我们需要尊重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支柱，而不只是金融资本。地球、人和资本的休息、再生与循环，这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几千年来组织市场经济的一种方式，现在这种只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已经出了问题：一方面如果纳入对其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使用考核，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可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且可能越来越容易失调；另一方面，逐利的金融资本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促发民粹主义的抬头。

提出互惠资本主义，是希望去探讨对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有效改革。罗奇认为，这样的改革首先需要拓展企业应该关注的资本的外延，不仅包括金融资本，还需要涵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本（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些资本都需要像金融资本那样被考核，形成可以核算的统一标准。

不同资本稀缺程度的变化，也是经济转型时代变化的表征。农业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资本是土地；19世纪结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包括机器和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变得最为重要；20世纪则是金融资本大举扩张的世纪；21世纪再次发生了巨大的转型，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本是知识，它的价值在于通过知识、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方式来增强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

资本的变化和转型必然带来全新的状况。比如，二战之后金融资本是稀缺的，现在金融资本已经不再稀缺，稀缺的反而是其他资本，尤其是自然资本。所以我们需要全面衡量其他资本的投入产出，才能创建出更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www.daowen.com)

罗奇因此提出，企业需要有高远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必然不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

玛氏公司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开展了一项实验。在内罗毕，几乎所有资本都很稀缺，玛氏公司提出的目标，是在内罗毕创建出一种玛氏的生意（售卖口香糖），让当地人能够脱离贫困。为了达到脱贫这个目标，需要有所创新地去挖掘当地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结果玛氏公司发现：“授人以渔”帮助当地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变社交网络为小商品的销售网络，的确让很多参与者有了能够养家的收入；而玛氏公司自己也在内罗毕开创了一项原本根本不存在的生意，获得了不菲的财务收益。这就是企业的业务与发展目标结合的结果。玛氏公司甚至鼓励在这个自家培育的网络上售卖竞争对手的产品，因为它的目标是帮助更多人脱贫，而不是赚更多的钱。只有当其他竞争对手也参与到新创的销售网络中去，网络才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商业需要有目标，挣钱只是手段，挣钱能确保商业的可持续性，确保它能更好地实现目标。

吉里达拉达斯质疑商业精英用市场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罗奇则强调企业需要在赢利目标之外设立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两人的观点似乎有矛盾。

罗奇的视野超出了人类社会本身，涵盖了我们生存的地球，他认为企业必须能够为人类和地球的问题找到可赢利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从为人类和地球制造麻烦中牟利。在这一点上，罗奇与吉里达拉达斯又是一致的。吉里达拉达斯最担心的就是精英鼓吹“向善”却避而不谈如何防止“作恶”，而罗奇把不做坏事牟利，作为衡量企业是否有高远目标的第一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