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带来了更多财富，但是赢家和输家也泾渭分明。精英与资本是赢家，西方的产业工人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则是输家。因为新自由主义推崇小政府，美国没有很好地去做再分配，去帮助输家适应这种变化。经济发展之后人人都能受益，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服务财富金字塔顶端1％的人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塑造出那种个人主义的、追求财富的，甚至为了成功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这种文化对精英阶层特别有腐蚀力。

全球化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由美国主导建立起的规则体系，也体现西方国家和跨国资本的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人民、权力与利润》（People，Power and Profits）中特别对这种贸易体系给予了批评。他认为，这种贸易体系所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金融开放等，都符合跨国资本的利益，但不一定符合新兴市场的利益。

全球化所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知识产权领域，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当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到底能否保护创新？不断拉长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时限是不是本质上在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以牺牲创新为代价？更罔顾普通人的福祉？比如在对保护跨国药厂的利益还是让更多新兴市场的老百姓可以享受先进仿制药治病救人的好处做选择时，现行的规则体系选择保护资本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

斯蒂格利茨强调，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需要知识更为广泛地分享与传播，而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恰恰与这一方向背道而驰。

跨国资本之所以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多，与去监管的税收漏洞增多有关。避免双边重复征税的协定和避税天堂的设立，使很多企业甚至从来没有被征过一次税。这种巨型跨国公司钻空子的状态不可持续，因为它动摇了很多政府的税基。政府如果想要有效运作，加大对科研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可再分配资源，增加对教育和再培训的投入，都需要足够的税收作为保障。

跨国公司最大的盲点是与本地的脱钩。以前的企业都在本地，与本地的人、社区和税收等各方面都有着联系。现在的企业可以在全世界最有竞争性的地方投资，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力，不再依赖本地，觉得自己不再需要承担对本地的义务。(www.daowen.com)

因为切断了与本地的关联，包括与具体劳工的关联，跨国公司能更顺畅地运用现代工具去推行优化。以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为名所推行的流程优化，本质上是对普通劳动者的进一步异化。

灵活排班表就是个常见的流程优化的例子。灵活排列表在美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餐饮业中很流行。这一方面意味着零工经济让更多的人可以靠打零工挣钱，提高了便宜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高技术手段既可以使劳动力灵活匹配工作，又可以让餐饮管理者更“高效地”管理，减少员工的医疗保障费用和其他社保支出。这种灵活排班表直接把员工变成了报表上的数字，这种异化本质上忽略了他们作为人的存在和需求，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全球化进程让一个事实日益清晰：价值观并不能统一。未来的全球化需要包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各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美国式的放任资本主义、欧洲式的福利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会长期并存。这时，推进全球化，必须有一套各方都认同的基本准则。

这套准则至少要认同，去全球化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良药。去全球化有成本，无论是关税成本、供应链重构的成本，还是产业遭受冲击重新适应的成本都很高。

斯蒂格利茨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可供选择的道路，也不能在既有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走，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首要关注点就是平衡跨国资本和劳工阶层的利益，推动保护劳工利益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