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富差距之大达到了骇人惊闻的地步。杰夫·贝索斯的创造力、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眼光和比尔·盖茨的慈善义举备受称赞，但很容易被忽略的是这三位美国巨富的家产，相当于美国下层一半人口的所有财产加在一起那么多。

过去30年，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去监管，牺牲的是劳工阶层的利益。富裕国家的劳工被迫与新兴市场的劳工竞争，这种竞争压力必然导致薪资停滞不前、工作机会减少，工会遭受重大打击，劳工在与资本的博弈中节节败退，资本大获全胜。

美国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经常讲一则有关套装的故事。沃伦母亲50岁的时候，为了不失去自己的房子，把家里那套压箱底的只有在婚礼和重要节日时才穿的正式套装拿了出来。沃伦母亲结婚之后就再没上过班，可是那年，沃伦父亲因为生病丢掉了稳定的工作，母亲决定撑起这个家，穿上套装到西尔斯百货公司找了一份只给最低工资的电话员的工作。

沃伦讲述母亲与套装的故事有她的深意。50多年前（沃伦母亲穿上套装去工作的时间）的美国，只要想工作、能工作，拥有一份最低工资就能撑起六口之家的中产生活。而在现在的美国则不能再有这样的幻想了，最低工资只能糊口。沃伦是美国民主党202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门人选，也是特朗普潜在的重要挑战对手，而她的政纲之一就是全民医保，希望帮底层的美国人减负。

对过去30年美国的这一转变的反思，主要针对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两大管理失误展开。首先是对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去工业化过程的管理存在失误。其次是对科技的快速迭代所带来的问题存在管理上的失误。两者都集中体现在了工作的快速转移，尤其是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产业工人的工作的快速转移上。

管理去工业化进程首先就需要加快转岗创造新工作机会的步伐，这是政府的责任，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www.daowen.com)

科技带来的变化，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IT与服务外包，还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启的人工智能大潮，都让更多白领的工作岗位被取代或取消。问题是，虽然科技的进步同时也会创造新工作岗位，但是创造新工作岗位的步伐却没有那么快。

科技创新本身，并不一定能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有可能因为巨大的颠覆导致大量工作岗位的消亡，让经济在短期内陷入下降循环而无法解脱。

1929年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技术的进步让农业的产出速度提升得非常快，但是简单的供求关系导致农产品价格因为丰收而大幅降低，农民希望通过增产来改变经济状况，农产品价格却进一步暴跌。绝望的农民只能涌向城市，但城市却接纳不了他们。因为金融危机，城市里很多失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工资整体降低，对农产品的需求也降低。两者叠加，加深了危机。

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进步主义新政，才扭转了局面。罗斯福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强调政府的责任是推动全面充分就业，并运用财政手段创造了很多新工作。加上二战开启，国家对产业复兴投入巨大，才真正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和农村人口进城的城镇化转型问题。

用罗斯福新政的进步主义思考去观察西方的现实，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在过去30年并没有给全社会带来普遍的进步，并没有让每个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阶层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