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退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迫使知识阶层不断去找寻答案。

作为抵抗民粹主义和极端化的解药，印度前央行行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提出，社区和社群应该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支柱。他认为具有包容性的本土主义，也就是社群主义的兴起，是抗衡科技颠覆性力量的重要基石。

全球化给制造业带来的冲击，在《简斯维尔：一个美国故事》一书中有详细记述。其中最大的冲击是，曾经活力十足的社区的消亡。社区和社群让一群人有特定的归属感。因为在真实的世界中，人不仅归属于特定人群，也归属于特定的地方，而这恰恰是全球化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之所以社群主义会兴起，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真实的社区和社群是对虚拟社交网络的有效补充，也是对人被全球化和虚拟世界变得原子化、对人被异化的有效对抗，还为板凳人才提供了可以扎根的真实的社交网络。(www.daowen.com)

第二，回归社区是未来工作的要求。未来的工作一定存在双重筛选：一方面，未来可能留存的工作包括需要同理心的工作、需要引领团体讨论决策或理解决策的工作、需要说服和培训的工作（包括教育）；另一方面，在全球服务业的工资竞争之下，幸存下来的工作一定是本地的、需要面对面的工作。

第三，社区和社群为普通人提供安全感，它是对全球化的补救。跨国公司所推动的全球化，其最大的盲点是与本地的脱钩。之前的企业都是本地的企业，与本地有人、社区和税收等多方面的联系。现在全球化的企业可以在全世界最有竞争性的地方投资，不再需要依赖本地。全球化的企业因此会觉得自己不再需要承担对本地的义务了。

第四，小众定制，去规模化，这些新趋势也让社区有蓬勃发展的空间。未来的工作很可能是强调匠心的工作，就好像本地小型啤酒厂酿出的啤酒日益受到人们的追捧。小作坊的东西，反效率原则的小众产品，反而会更受社区和社群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