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人口是随着它的收入增长而增加的，因为收入能够提供吸引人并能留住人的富裕生活和利益；但是，只有对人的劳动的使用同国家的自然优越条件相适应，国家才能增加收入。

法国依靠自己的地理状况，纵横交错的河流，广袤的领土，肥沃的土地，拥有邻国没有的某些产品，能使许多人从事耕作和对外贸易，[3]而它们是国家不断更新的财富和收入的源泉。

有人认为，法国人口在一百年前曾达到2400万。但是，根据1701年的统计，它缩减到1950万，这是扩充军队、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废除南特敕令[4]的结果。

研究一下这一年以后的人口数，我们发现，法国在12年间将大量军队投入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中，它的人口再次急剧减少。法国在海上和陆地上至少保持着40万军队，加上为军队服务的20万人，总共是60万。这比法国一百年前的军队多了40万人。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每年需要有10多万人用于弥补这场破坏性战争带来的损失。此外，在这12年中，国家至少丧失了100万成年人，还有从这些人所能获得的人口的相应增长。

依据人口增长的进程，可以认为，每对夫妇至少有两个可以达到结婚年龄的孩子，还有几个未达结婚年龄就死去的孩子。这样，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组成至少4口之家。因此，死亡100万人，加上损失掉的相应的人口增长数，意味着减少了400万人。

我们的人口按1701年统计是1950万，经过争夺西班牙王位之战，减少到大约1 550万人。也就是说，在前一个王朝期间减少了大约1/3，即800万人。由于路易十四的胜利，法国得到了大约50～60万人，但从那时起人口没有增加。不错，我们在18～20年间过着和平生活，但是在26年间我们又不得不持续不断地维持着庞大的军队，如果不是得到了洛林地区（该地人口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5），我们的人口减得更多。但是今天还有人认为，包括洛林地区在内，法国有大约400万个家庭，[5]每个家庭以4口人计算，总共大约有1600万人。

根据包税管理局计算，每个家庭有3.5人，400个家庭不多于1400万人。如果把2岁儿童计算在内，那么可以认为，以每个家庭4口计算，400万个家庭的人口接近1600万。如果把新生儿包括在内，总数可达2400万人，因为2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1/3以上。不过，我们只能从生产、消费及其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研究人口。

只能从消费方面来考虑小孩，但是，2岁以下孩子的消费没有很大意义。从出生和死亡的比率来研究我国人口的人，所用的数字会比我们用的数字大，因为我们是从孩子2岁算起的。

依据圣·莫尔和布芬对人寿的计算，可以认为，2岁到16～17岁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率约为1/4。因此，在包括2岁儿童在内的1600万人中，成年人有1200万，其中男女各占600万，另有400万是从2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6]

就农业工作来说，可以认为，有半数以上的男人和妇女生活在农村；有差不多75万块土地耕种谷物；有200多万成年男子从事体力劳动，其中包括耕种这些土地。可以假定，这个部门要求的成年男子不下150万。饲养家畜和种植葡萄的人数接近这个数字；其他农业工作，制造工具以及与这个部门相关的其他事务，在教区教堂服务，建造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等等，还需要100多万人，总共需要成年男子400多万。如果不足此数（这是非常可能的），则要由妇女和儿童予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就会进行得很不完满。但是，如果各种徭役、压迫和贫困使得农民情绪低落，如果他们穷得无力雇工，那么他们的工作就更差了。(www.daowen.com)

总之，尽管我们的农业状况很糟，耕地面积只占可耕地的一半，但它毕竟使王国的一半多人有工可做。从事商业、手工业、法律、艺术与科学、工场手工业、学校、教堂和城市中的教会职务、建筑、城市企业、军队、运输、军舰和商船等等方面的成年男子，不过只有200万。

显而易见，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1600万人是太少了，以至于6000万亚尔邦适于耕种的土地中，有一半是荒地，另一半又种得很糟，特别是在农村缺乏补偿开支的资金，而其他形式的体力劳动又受到相应限制的时候。要知道，工业只有在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基础上，并且能给对外贸易提供手工业劳动产品时，才能得到发展。

根据圣·莫尔的计算，巴黎的人口有60万，[7]这能够从该市每年小麦的消费量中估算出来，这个消费量接近81250缪特或97.5万塞蒂，包括城外烘烤的面包。以每人平均消费1.5塞蒂计算，97.5万塞蒂可供65万人食用。这个数字包括常住巴黎的外国人。2岁以下儿童也需要面粉。不错，许多居民不是全年都生活在巴黎。但是，由于每人的消费量估计顶多才算是1.5塞蒂，这是非常之少的，对占巴黎人口3/4的仆人和工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依据每年消费的小麦量计算，包括2岁的孩子在内，巴黎人口不超过60万，其中45万成年人，15万是2～17岁的未成年人。我们看到，这同100年前的消费量是相近的；依照黎塞留红衣大主教时代所作的统计，那时巴黎人口是80万；所以，尽管一百年来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可是，巴黎人口并没有增加。因为圣·莫尔只从2岁孩子算起，所以他的数字同一般所说巴黎人口80万还是吻合的。实际上，如果把所有的儿童从一生下来开始都加上的话，应能达到80万，因为从降生到2岁的儿童的死亡率是1/3。如果按照巴黎每年的死亡人数（接近2万或全市人口的1/40）计算，那么，所有这些计算结果都是十分接近的。[8]

巴黎人口增长比率与农村大体一致。风俗败坏使巴黎婚嫁数字大为缩减。但是，在农村母亲不仅要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还要给资产者的孩子喂奶，所以她们只能三年生一个，不可能更多。总之，这两种情况都减低了人口增长的可能性。

在巴黎，每年新生2万个孩子，占60万居民的1/30；照此推算，1600万人或全体人口每年应当出生53万个孩子，其中有29万活不到17岁；能活到17岁的只有24万，男女孩各12万。

考虑到妇女的生育期限，可以认为，30年间出生的人口应当与现有人口数大体相同。假定妇女20岁出嫁（与此抵触的情况大体上相互抵消），50岁丧失生育能力，那么，为使人口数大体维持在同一水平上，30年内出生的人数应同现有人数大体相同。

尽管在巴黎每年只出生2万个孩子，而这种经常不断的生育所增加的成年男女每年只有9000人，但这个城市每年结婚的人数大约是4700对。这就是说，每年结婚人数与每年达到成年人的人数至少相等，这同巴黎似乎有许多人不结婚是相抵触的。但情况是这样的：巴黎出生的人，特别是男子，只占这个城市中结婚人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常要靠外省来巴黎谋生的人予以补充。仆人大约有15万，其中1/8不是在巴黎出生的。有独立职业的人中，2/4出生于各省。例如，397个国会检察官中，在巴黎出生的不足100人。[9]因此，可以认为，在巴黎结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已婚妇女（仆人除外）大部分出生在巴黎，因为几乎所有落户在巴黎的男人都娶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女人。

最后还要指出，在巴黎结婚的人中，有许多是鳏夫和寡妇重新结婚；这再次支持了以下结论：在巴黎结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因此，巴黎的人口是靠外省人口来保持自己的水平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