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文章采用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的财产，人民通过获取社会资本以期获得其他的资源。文章主要关注两个问题：①在获取土地的模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②在社会经济环境剧变的背景下，社会资本的转变对农村居民生计的影响。研究的具体关注点在于，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社会资源(特别是社会网络和组织行为)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以及剥夺土地的过程与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联系。文章还检验了是否农业社会因经济阶层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分布状况会在获取土地方式的改变下有所变化——毕竟大多数文献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资本是一项能够产生“集体行动共同利益”的因素(Krishna&uphoff，1999)。

该研究选取印度加尔各答地区周边的Rajarhat和Singur两个区域作为研究地点。为了缓解加尔各答的人口压力，20世纪90年代，Rajarhat新城建造计划启动。如今，Rajarhat拥有越来越多的住宅区和崭新的CBD。Ghosh等(2000)的研究表明，Rajarhat地区所有的3075公顷土地都是通过征用农地获得。199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农用地(尽管只有其中的13%拥有灌溉条件)。HIDCO(2010)的调查报告显示，这块地的肥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土地拥有情况的性质看，大部分的土地拥有者是小的散户，仅有不到1%的人拥有超过3英亩土地，因此该区域的土地征收工作量将非常之大。有趣的是，在拥有少于3英亩土地的所有者之中，仅有不超过一半的人实际耕种了土地；而拥有土地份额较大的地主数量虽然在绝对值上非常小，但实际耕种土地的比例却更大。Rajarhat新城区的土地征用方式比较特殊，为了克服以市场价格作为补偿基准的问题，(政府)采取直接与农民协商谈判的方式。

Singur小型汽车厂位于距离加尔各答40千米的地方，两地之间有铁路等交通线路连接。2007年，西孟加拉政府在Singur地区获取了1000公顷的土地，用于TATA小型汽车项目。在这1000公顷土地中，约有84%的土地原先是耕种作物的农地，而这些农地中的92%都是有灌溉条件的，是西孟加拉重要的粮食与农作物生产区。

Rajarhat和Singur两地在征地之前都是较为依赖农业的地区。但这两地在征地之前的社会构成有非常明显的区别。Singur地区形成了一种农业发展驱动式的乡村转型，农民根据农业中资本的差异而产生差别(Mohanty，2007)。虽然很大一部分农民已经脱离了农地，但他们仍然在与农业相关的企业或农场中工作。而在Rajarhat地区，农业并不是主导的产业，因此其拥有更多与农业较不相关的居民。

文章利用2010—2011年在Rajarhat和Singur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作为获取分析数据的来源。数据的收集采用了多种方法：①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抽取192户土地被征用的家庭，并另选取60户未被征收土地的家庭作为对照组；②通过半结构式访谈、非正式沟通等方式获得定性数据；③开展连续两年的追踪调查(2010—2012年)，获得可以进行比较的时间序列。

研究的结果能够清晰得展示被研究对象转型过渡期社会资本的变化以及农民就业情况的改变。

1.转型过渡期的社会资本

(1)社会纽带的转变

失去土地的家庭，其社会网络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他们更倾向于去发展能够保证其利益的社会纽带。

(2)群体成员的变化

Grootaert(1998)观察到，本地群体能够对社会的稳定起重要的作用，而群体本身也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文章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群体的变化情况：其一，从家庭户层面考虑参与社团的成员数量；其二，从个人角度考虑其在社团中的参与度及所参与社团的类型。表1显示了在土地被征用前后四种不同类型群体种类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土地被征用前，本地的社团总量仅为71个，其中以政治群体和娱乐群体居多。而在土地被征用之后，群体的种类增长至168个，政治群体、专业性群体和低息小额贷款自助群体的种类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表1　土地被征用前后群体种类的变化(www.daowen.com)

(3)参与群体活动的转变

从一定程度上看，参与当地群体生活的意愿可以通过参与乡村节庆等集体活动的意愿得以反映，这也是检验社区内社会资本稳健性的一个重要参数。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去土地后，对乡村集体活动感兴趣的人变得越来越少。通过访谈发现，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首先，一些土地所有者在失去了土地后，逐渐对社会系统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感，也让乡村的社会环境遭到了极大的退化；其次，突如其来的对农业经济的货币补偿行为推动了通过金钱来确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失去土地对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经济和社会群体上的，妇女和儿童的利益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妇女们的社会地位变得更低，一些儿童也不得不走向了偷窃等犯罪的道路。

表2　参与乡村节庆等集体活动的意愿

2.社会资本和就业的转变

研究社会资本对就业渠道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如何促进或抑制其他资源的获取。通过表3和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民职业变化情况、社会资源变化与就业情况的变化。其中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其一，超过三分之二的佃户和小农群体仍然被排除在组织的决策角色之外。虽然加入各种群体的小农、佃户比例有所增加，但仍没有达到足以撼动阶层状况的地步。其二，通过观察失去土地后农民的职业情况可以发现，资产分配的不平等已经根植于先前就存在的农业结构中，小农和佃户大多转业成为基层劳动者，消费水平也相对较低。

在失去土地的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变得更低了，她们不得不做一些低端的兼职劳务工作，如在工厂中做包、钉纽扣等。这种工作每个月的报酬仅有50～100卢比(译者注：根据2018年3月20日的汇率情况，1卢比=0.097人民币)。妇女们是从周围同样也失去土地的其他妇女口中获得这些工作信息的。在失去土地后，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参与度大幅降低。虽然她们通过社会关系获得了一些操作简单的工作，但家庭纽带在其中所起的效果已大打折扣。

在研究区域中，政治纽带被视为可以同时获得物质/非物质资源以及可持续工作机会的一种纽带。但是，这种社会资本与政治权力之间有非常大的关系。没有什么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在应对失去土地这个问题上就显得十分缺乏安全感且比较被动。

总的来说，在征用土地的进程中，横向的社会网络(包括黏合纽带和桥梁纽带)变得薄弱。这一变化使得较为贫穷的家庭更加贫困，而富有的家庭加固了其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马太效应显著。

表3　群体和职业的成员变化

表4　社会资本的变化与就业情况变化

该研究结果已证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大环境是如何通过《土地征收法(1984)》大幅度地改变穷人及经济压力较大的群体的劣势地位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通过加入正式及非正式的群体，并通过增加与政党之间的隶属关系，来寻求安全感和保护。然而，尽管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农民们似乎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本，但其还不足以打破原有的阶层结构。传统的家庭(血缘)纽带关系和邻居(地缘)纽带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纵向的纽带。焦虑和不安全感抑制了乡村的群体生活。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阶级关系以及阶级形成的基本情况得到了重组，但传统的农村阶层结构仍然被保留，不平等的情况也依然存在。因此，本研究揭示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边界在面临危机时刻是如何变得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