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治理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存在的非正规居住形式的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发现，针对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空间治理规划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对该模式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空间治理的方法，在出现的背景和解决的问题上都存在特殊性。

1.空间治理的出现具有特定的时空背景

空间治理的出现，除了是规划师对空间的认识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西方国家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规划理论环境下的产物。大多数的规划创新，以改革而非完全取代旧有规划为主要的方式。这意味着，城市边缘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模式，是在复杂的制度、意识等语境下形成的。这些语境需要被认真和严谨地分析和阐释。

空间治理的核心在于建立合作机制。但是合作机制在规划界的兴起，是西方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Qvistrom &Cadieux，2012；Swaffield，2014)。近年来随着美国资本在世界各地日益增加的投资转移，美国州政府、城市政府的公共财政普遍出现困难，依靠政府财政作为支持的城市规划项目也面临挑战。为了追求最大利益而进行的资本全球化流动，使地方政府管治当地经济、社会的能力下降。美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减少，使以社区为主的自主性规划成为规划实施的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广泛接受的“沟通式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提供了在现有居民中建立共识的基本理念及方法，成为美国规划界的主流，也打下了社区主导规划的基础(张庭伟，2016)。

在英国，空间规划的产生，是对中央政府把经济和社会责任下放到城市和地方的社区的政府关系改革的适应。《2011地方主义法案》在废除了区域空间战略后，引入了“合作责任”机制，旨在通过地方层面的互动，提高地方政府间跨行政区合作的效率。在地方“合作责任”引入的同时，为了提高市场参与度，进一步推动自下而上的区域合作发展。随着政府权力分配的地方化，英国引入了企业家联合的地方权威机构(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LEP)进行区域规划与管理，这推动了英国城市重新塑造与农村腹地的关系(Gallent et al.，2006)，并且为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治理形式的产生与引入提供了条件。

产生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的空间治理，可能如其他的规划方法一样，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例如，Shkaruba等(2017)分析了在东欧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城市边缘区实践空间治理的挑战，发现，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规划方法从功能区划的城市规划(典型的苏联规划体系)转向更灵活和包容的规划，主要受到经济转型之前运作的机构和事后建立的机构的阻碍。宋彦和张纯(2013)在反思美国的新城市主义运动时也认为，虽然中国的规划师也尝试在一些规划实践中应用新城市主义原则，但美国的新城市主义强调的一些具体规划措施在中国城市背景下并不一定适用，例如，中国城市密度已经不低，土地功能已较混合，且并不存在严重的社会空间分异。除此之外，在城乡二元化仍占据主要地位的中国，城市边缘区不是城市和农村的过渡地带，城市边缘区的土地规划也并不存在被忽视的问题，因为它被归为城市或农村的某一类而进行规划。空间治理解决的主要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灵活性与多功能潜力发挥问题。这也是西方城市发展当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不同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并不相同，那么是否能应用以及如何应用空间治理的方式?(www.daowen.com)

2.空间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一定的社会条件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2015)将城市空间的治理定义为：“个人和机构，公共和私人，计划和管理城市共同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通过这个过程来解决冲突或多样的利益，并采取合作行动。它包括正式的机构以及非正式的安排和公民的社会资本。”从这一定义中，可以发现，空间治理是西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变体。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它的特点在于，公民通过建立社会资本、信任和共同价值观，从而转化出政治气氛，使社会结合为一体，促进社会中的相互了解和关联，提升共同利益(Putnam et al.，1994；LSE，2004)。由此可见，空间治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公共精神。

Hedblom等(2017)在研究了瑞典城市边缘区的绿楔规划和国际模式森林建设的成功经验后总结道，空间治理模式在规划城市边缘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时，非常重要的初步步骤在于创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平台，这一平台最好由城市居民发起，并在有关当局的支持下，持续地管理城市边缘区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本地平台的建立，可以有效促进影响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的多个行为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以确保对城市边缘区管理的长期灵活性。但是，如果在公民社会发展并不是很成熟的地区应用Hedblom所提倡的这一模式，很可能会造成空间治理的参与主体积极性不足，公共性不足，决策能力不够等问题。

除此之外，空间治理对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的有效性，还在于它所解决的问题以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边缘区所面临的问题为主。由此，用当前的空间治理来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或解决由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而形成的边缘性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能并不是那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