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定义城市边缘区，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解释空间位置维度的城市边缘区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交互过程(Ekers et al.，2012；冷方兴和孙施文，2017)。另一种是关注社会关系中的边缘性空间。例如，城市边缘地区是在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利获取方式上受到歧视的贫困或者低端人口的聚集区(Roy，2015；Kleemann et al.，2017)。但是，当前以空间治理为主导的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基本只关注由空间位置弱势而形成的边缘性空间的位置、功能与社会关系问题，忽视了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而形成的其他类型的边缘性空间与相应的问题。

1.缺少对非正规聚集的城市边缘区的关注

Wandl和Magoni(2017)认为，发达国家的城市边缘区具有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边缘区迥异的特征：前者一般表现为流动性、经济表现、景观完整性和环境质量方面的低层次性；后者通常包含土地和水道(waterways)的污染、贫困和非正式的居民点。非正规居住作为印度等国家的大城市边缘区的问题，学者以解释其空间形成的机理为主，而缺少对这类边缘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这可能是由于，空间治理的方法所关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问题，而缺少对发展中国家当前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的解决。Inostroza(2017)建议城市规划应更多关注非正规性及其与城市发展和城市边缘出现相关的特定空间模式。为此，需要有效的方法来理解和衡量非正式的城市发展，以确定能够通过考虑权属因素来重新审视现有规划决策的规划解决方案。

但其实，由于在土地和自然资源权利获取方式上受到歧视的贫困或者低端人口的聚集所形成的边缘性空间，并不只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导致发达国家城市的底层社区自发的非正式活动(informal activities)也开始扩展，其影响涵盖就业方式、居住形态、交通方式等领域(Chapple，2015；张庭伟，2016)。在美国，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不得不减少公共投资，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迫使一些贫困城市及社区更多地进入非正式活动领域(张庭伟，2016)。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共同面临着如何管治或者如何适应这些非正式活动的挑战。(www.daowen.com)

2.缺少对多中心城市网络下的城市边缘区的关注

除了非正规聚集区外，空间治理也没有对多中心城市网络下的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进行足够的关注。社会学家Manuel Castells于1989年提出的信息城市的理论(The informational city)强调，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形成了新的产业空间和劳动分工，使得区域和城市发展也发生重大转变(Castells，1989)，硅谷等地区的崛起，意味着边缘城市都有可能成为新的中心节点。这种区域的多中心网络发展方式改变了单中心城市发展的假设，这不仅导致很多原城市边缘地区的土地正在变成城市内部的一部分，还带来许多城市内部的原居住或工业用地的废弃成为边缘区。同时，多中心城市-区域网络，还意味着在这些网络的内部和周围，存在着大量的空隙和未被完全开发的土地。在这些边缘地带，城乡混合的景观可能不再是其主要的特点。

这种碎片式的、镶嵌式的城市边缘区，是当前空间治理在规划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时，还没有关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