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边界理论在省域尺度的下溯应用尚不多见，已有研究思路主要包括以下2类：

(1)基于全球视角或国家政策目标自上而下分配。例如，Cole等根据南非长期减排情景研究以及各省份的电力消费情况进行“国家—省域”自上而下分配来确定各省份碳边界，根据南非对HCFCs的逐步淘汰计划以及历史消费情况在消费省份之间进行“国家—省域”自上而下分配来确定消费省份的臭氧边界[51]；Fanning等基于行星边界更新框架，将行星氮边界62Tg N/a、区域磷边界6.2Tg P/a，分别除以全球耕地总面积14亿ha，再分别乘以省域耕地面积，得到对应省份氮边界和磷边界[47]；方恺等以我国2030年碳减排“自主行动目标”为出发点，以公平性、效率性、可行性、可持续性为分配原则，综合社会、经济、环境3个维度构建“共同但有区别”的省际碳排放权分配模型，进而确定31省区碳排放配额(即政策碳边界)[52]。(2)基于本地视角自下而上整合。例如，Cole等根据南非“和解策略”关于淡水的供给与需求数据的整合来确定各省份的水边界，根据“农用地框架议案的保护与发展草案”提供的各省份适宜农业生产的可耕地面积数据来确定各省份的土地边界，氮循环、生物多样性损失、海洋捕捞和空气污染的省域环境边界与国家尺度一致，均基于已有研究或专家知识进行设定[51]。

同样地，省域尺度环境边界的设定也有不同的思路。气候变化与臭氧消耗属于全球性环境问题，考虑到各个国家对于碳排放或臭氧消耗的承诺或制定的目标可能有所差异，加之省际差异，具体分配到各省份也有不同的方法。淡水利用、土地利用变化、氮磷循环、生物多样性损失等属于区域性环境问题，存在资源利用的极限或局地阈值，环境边界的设定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其设定方法也包括数据测算、已有研究、专家决策、政策管理等。(www.daowen.com)

随着研究尺度的下移，环境边界的设定更多地受到国家或当地政策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如何在科学与政策等不同视角之间做出权衡与协调，增强行星边界对政策实践的指导价值，是今后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