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的概念源于古希腊[1]，本作为一个物理学术语运用于工程地质领域。1798年，Malthus在《人口论》一书中指出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源(如粮食)的相互关系[2]，为承载力概念在生态学领域的拓展与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1838年，Verhulst提出了资源有限条件下种群增长规律的Logistic方程[3]，为承载力概念向定量化发展奠定了基础。1920年，Pearl和Reed在研究美国人口问题时，Logistic方程再次被提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4]。1953年，Odum在《生态学基础》一书中首次将承载力的概念与Logistic增长曲线联系在一起，认为承载力即为种群数量增长的上限，即Logistic方程中的常数K，从而进一步为量化承载力提供了模型依据[5]。

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指出了决定和限制经济增长的5个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增长、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了“世界模型”，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情景进行了预测[6]。此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的有限性愈发凸显，承载力研究由单纯描述种群上限的生态学概念转向关注土地、水、大气、矿产等资源环境问题，进而出现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多种衍生概念，承载力研究自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7]。

其中，资源承载力侧重于强调资源禀赋及其供给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于1985年对资源承载力进行了定义：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一国或地区的能源及其他自然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该区域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能维持供养的人口数量[8]。而对于环境承载力来说，主要用于表征自然环境系统的废物消纳能力。彭再德等将其定义为：在一定的时期和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环境系统结构不发生质变、环境功能不朝恶性方向转变的条件下，区域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9]。高吉喜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索》一书中，将环境承载力定义为：在一定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要求且不超出生态系统弹性限度条件下，环境子系统所能承纳的污染物数量，以及可支撑的经济规模与相应人口数量[10]。由此可见，无论是资源承载力还是环境承载力，都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前提条件。(www.daowen.com)

承载力概念自提出以来一直伴随着争议，关于承载力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量化，尚未形成一致的见解[7，11]。反对者认为，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管理革新等途径解决所有的资源环境问题，故不存在所谓“增长的极限”[12-14]；而支持者认为，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地球承载力的客观实在性[15，16]。前一种观点强调了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性，后一种观点则强调了承载力的客观性以及可测性。实际上，两种观点并不矛盾，综合来看，承载力固然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管理革新等途径得到提升，但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范围内，而且是可测度的。目前的量化研究主要采用指标综合法[17]、短板效应分析[18]、生态足迹分析[19]等方法。由于各种方法之间各有优劣，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方法学体系，近年来国内外承载力研究进入了瓶颈期，鲜有突破性的理论和方法进展。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已经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弹性/恢复力(resilience)领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理论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与热烈讨论[20，21]。行星边界理论首次从“地球系统观”出发，为我们准确理解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科学内涵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成为国际承载力量化领域近年来的标志性成果[20，21]。然而迄今为止鲜见对于行星边界理论及其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国内相关文献报道更是近乎空白，本文试图就行星边界理论框架的提出与更新、在不同尺度的应用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