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仅有37户农户参与Z村更新,而J村更新涉及的农户多达279户。其次,Z村更新的行为主体的自愿性强于J村(见表2)。J村更新则是由当地政府借助行政指令发起和维系的,比如建立领导小组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由地方政府单方面制定并由上级审批农村更新的规划方案等。与此不同,J村的诸多农户早已进城从事非农生产。其结果是,受到城市工商业文明的影响,各行为主体的利益日趋多元化,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逐渐淡化。
首先,Z村更新的参与者规模明显小于J村(见表2)。仅有37户农户参与Z村更新,而J村更新涉及的农户多达279户。其次,Z村更新的行为主体的自愿性强于J村(见表2)。Z村更新由村庄精英提出并得到村民的积极响应,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再次,农户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参与该项目。J村更新则是由当地政府借助行政指令发起和维系的,比如建立领导小组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由地方政府单方面制定并由上级审批农村更新的规划方案等。而农民的作用却十分有限,仅仅是项目的参加者。
表2 行为主体特征
注:-表示小/弱;+表示大/强。(www.daowen.com)
最后,Z村更新的行为主体不仅利益一致性强于J村,还有着丰厚的社会资本积累(见表2)。Z村是村民自治示范村。村民自治实践中形成的集体协商与合作机制有助于弥合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歧(Ostrom,1990)。而且,参与项目的农户属于同一个村民小组。可以推断,他们彼此熟知、相互信任,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互惠的处事模式,积累了社会资本。与此不同,J村的诸多农户早已进城从事非农生产。其结果是,受到城市工商业文明的影响,各行为主体的利益日趋多元化,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逐渐淡化(Zhang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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