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农民的土地利用行为的产生进行了分析，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耕地撂荒的应对并不是一味地维持边际耕地的种植状态，当然也不能任其处于闲置状态。由于气候因子、土壤质量、农田水利设施、高程、坡度、地块破碎度、通勤距离/耕作半径(耕作便捷性)、机械化水平等因素对地块的耕种效益都会产生影响，我们不能够一味地要求农民加大对农地的投入。如图4所示，假设存在三种不同的地块a、b、c，分别对应不同的边际效益，且农地的质量为地块a＞地块b＞地块c，其边际效益分别为ΔY a＞ΔY b＞ΔY c，在生产要素有限的情况下，农民自然会将生产资料优先投入到地块a，其次是地块b，最后是地块c。图4(b)反映了不同地块的投入强度，随着地块质量的下降，农民的劳动投入分配也会逐渐减少，有较多研究支持并验证了这一观点[45-47]。

图4　不同地块的效益差别(a)、不同质量地块的农户的劳动投入密度(b)

图片来源：Liu L.Labor location and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Jilin China[J].Professional Geographer，2000，52(1)：74-83.(www.daowen.com)

耕地撂荒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对于治理撂荒问题的重点在于这种撂荒是如何产生的和这种撂荒会产生怎样的效应，对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一项对湖南省A市耕地撂荒情况的调研发现，早期被撂荒的耕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耕地本身的生产条件极差[48]，要么是地势较高、灌溉不便的零散田地，要么是地势低洼，容易遭受洪灾的小块田地，面对这样的撂荒，有必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改造中低产田，提高耕地质量，可在做好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合理规划进行农地综合整治，按照中低产田的属性和特点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特别要注意的是，撂荒地的整治不仅在于提升农村荒芜土地的肥力，将其整治成旱涝保收的土地，而且要使得农地能够满足机械操作的要求，解决耕地细碎、田面高低不平等难以机械作业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即使农地能够大规模流转，依然不能够实现机械耕种。但是，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回收期长，而且像水库、渠道建设等工程，还具有公共设施的性质，单个经济主体(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及龙头企业)是不愿在这方面投资的，导致这些土地撂荒治理难题一时难以破解[49]。因此，本文大胆提出，未来农地的耕种经营可以改变方式，将耕地的经营权转包或租赁给愿意耕种的农户，倡导和鼓励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形式的规模经营，通过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农田整治提升农田耕种效益(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很大，电力、交通、通信网络等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对与农业生产关系极为密切的小型水利建设、土地整治等的投入远远不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撂荒问题都要通过提升农地质量让农民恢复种植的方式来消除，应当对撂荒的效应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后进行决策。根据全国农用地分等定级的结果，我国18亿亩耕地中，优等地仅占2.7%，高等地占30%，中、低等地占67.3%，耕地总体质量偏差——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1%，低于欧美国家的2.5%～4%；城镇周围的高产优质良田减少了40%左右，而补充耕地大部分是劣质田，单产只有原耕地的1/3。优质高产田减少，劣质低产田增加，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运用休闲、轮歇、草田轮作等手段，让耕地休养生息；完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现生态有机修复；实施土地整治，恢复弃耕地的播种功能，提高休耕地的质量；等等，都是可供考虑的路径[50]。有学者提出耕地撂荒的应对应当考虑土地生产率和人口密度，人多地差的地区可以采取多种经营方式(例如乡村旅游)，人少地好的地区应当促进高品质农业发展，人少地差的地区可以考虑推进生态退耕[51]和生态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