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支持着社会的基本构造和性能，是决定社会健康的内在因素。文化的词源是拉丁文“cultura”，原意指耕耘和耕种土地，足见文化与土地的历史渊源和基因联系，可称得上“本是同根生”。可是，当下的境况似乎是：土地利用者忘却了文化，土地管理者忘却了文化，土地研究者也忘却了文化。不能说忘却这种遗传性基因，就是一种背叛。但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重返土地文化的“认知图绘”，走进土地文化的“生生之理”，寻找土地文化的“精神坐标”，再现土地文化的“美丽大脚”，应该是人类不可以不遵循的“道”和宇宙法则，也应当成为当代人最重要的责任和担当。

土地生来是一种文化。土地是地球陆地表层土壤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智慧圈交互界面上形成的具有独特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自组织生态系统，与人类和地球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内嵌性共生结构。土地生来就拥有自我调节能力，包括对地球陆地表层环境化学和物理的自组织控制，能使地球陆地表层自动地保持健全状态。就像人类不是使用头脑(意识)，而是在无意识过程中化学地和物理地控制身体，把温度自动地维持在最适宜生存的37℃这种类似自动调节的机能。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的油画，大多是以土地的自然景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绘画过程主要依赖于画家所持有的对土地自然景观存在的统一性及其实现的内在性把握。土地生来就是这种“culture”(文化)，是一种可以用来耕种、栽培植物、观赏并养育人类的资源，而不是用来在市场上“炒买炒卖”的一般商品。

土地认知是一种文化。土地之为万物的根本，在于土地的本质是作为万物之母而存在的。土地提供了98%的人类食物，整个人类就是通过土地的食物提供而不断繁育和演化的。虽然在认知上测绘土地功能系统的运行机制和轮廓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跨越众说纷纭与集体转型的裂缝，回到土地作为承载万物和化育万物之母的逻辑起点上，应该是永恒的主题和睿智的选择，也是区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有效途径之一。建设土地生命共同体，摒弃过分的经济和政治认知，实现“与天地合德”，是土地认知的终极关怀和意义世界。当土地只作为生产货币和一系列新符号，而生产粮食等农作物不作为其主要功能；当土地的增值必须是白色的、坚硬的、干燥的，最后铺上水泥使之彻底固化，而抛弃原本的土地增值必须是黑色的、松软的、潮湿的认知，土地的厄运可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对土地的意义和价值上的形而上的深层领悟，深化对土地的依存、珍视和迷恋的情感以及认知系统，对以土地为本的生存方式以及附属其上的精神文化的关注和尊重，是人类智慧与土地的必然契约。

土地利用是一种文化。当新石器时代的先人把种子有意识地撒向土地时，人类便开始利用土地。是把土地作为经营、占有、索取、掠夺、消费和享乐的“物”，将人与土地的关系演化成物质财富、货币积累、产权交换、商品买卖和市场交易等资本关系，还是将土地利用置于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相互交织的多重界面之上，以生态优先实现人类与土地的完全共生，这是不同的价值取向，更是不同规范性的文化。历史早已证明，“地安百安，地乱百乱”。对土地索取的文化，已经导致地球上数十处古代文明成为一片废墟，从非洲赤道地带至中东阿拉伯沙漠，再经过中亚细亚直至我国西部所埋藏着的数不清的灌溉渠道和城堡就是这种证据。《地球生命力报告·中国2015》指出：中国18种灵长动物群数55年降8成，也是土地利用以经济价值为取向这种文化模式所导致的结果。

土地管理是一种文化。中国悠长延绵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特殊的管理特征，而西方的历史文化也造就了西方特殊的管理模式，这就是所谓土地与海洋的对话和冲突。如何管理土地，是自然顺从型或自然共生型，还是自然支配型或自然对抗型，这是两种文化，也是两种管理模式。昔日古巴比伦以极尽壮丽的繁华，却忽然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其根本原因就是：当时为了确保用于烧制宫殿瓦片的燃料，同时伴随着大规模住宅用地和耕地开发，大面积森林采伐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从而导致巴比伦的衰亡。管理土地，只有将土地看成是“生生而有条理”的生命体，把握土地的整体或统一结构，才能确保土地连续性的重要利用规则。

土地配置是一种文化。土地配置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生态等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以什么方式、何种机制，比如说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或是两者结合进行土地配置，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制度选择，而实质上是文化问题。美国的文化信奉自由主义、信奉个人主义、信奉市场主义，因此美国的土地配置模式就选择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政府配置为辅助。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相对集权制的国家，文化基因是“家国天下”，认为只有国家富强才有每一个人的幸福，应当把国家、民族和个人凝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的土地配置模式就选择了以政府配置为主导、以市场配置为基础。事实上，就近100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土地配置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并不具有恒固的边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地配置模式选择是文化和国情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着普遍适用的“华盛顿共识”。(www.daowen.com)

土地制度是一种文化。二战以后，菲律宾和印度的土地制度都是按照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来设计的，但这些国家至今仍旧非常落后，土地生产效率仍然十分低下。而中国、新加坡的土地制度都不是按照“华盛顿模式”运行的，却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中国，通过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设计，创造了改革开放的惊人奇迹。事实上，对于财产制度而言，总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停地扩大或缩小着自己的界限。对于土地权利制度设计，并不能将其只视为财产权的一种。在更本质的层面，土地权利制度是确保生存权的基础，远比财产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究竟是制度在阻碍土地用途变更或自由交易，还是人类文明程度、社会文化基础和资源特性决定制度必须对土地用途变更或自由交易进行限制?恐怕应该是文化基础决定土地制度选择。

土地感悟是一种文化。汉乐府作品《江南》中“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中“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到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大地》的文学人类学视角，联合国于2011年10月17日设置的“土地生命奖”(Land for Life)，还有歌唱家关牧村《多情的土地》、彭丽嫒《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所有这些心境、情趣、胸怀和远方，都是对土地的不同感悟，都是对土地的一种“妙觉”和情怀，都是来自于土地的思想、情感、信仰和价值判断。按照韦伯、涂尔干、帕森斯、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这就是典型的主观意义(subjective)文化。

土地文化，是在人地系统中整合秩序和调控行为的“无形之手”。它既可以规定在社会结构的两相协调中，也可以投射到个体的心灵结构上，其本质是一种寻找土地精神价值和生活生存方式的生态共同体。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从这一角度说，土地文化如何，是一种知识、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人格、一种智慧、一种方位，更是一种集体品格和人类文明。

吴次芳

2018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