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海^[1]

乔依德：各位来宾，我们今天晚上的沙龙即将开始。在沙龙开始之前，我有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可能我们基金会的一些朋友已经注意到，这两三个星期，在上海各大报纸以及电视台上面，有一条很简短的消息，宣布我们基金会的理事会最近进行了改选。我们理事会的原理事长沙麟先生，因为年龄比较大，他坚持要退休。现在我们重新改选了理事会，选出了新的会长，他就是我们以前的上海市副市长、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以后胡会长会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沙理事长有空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演讲。今天演讲的嘉宾是林建海先生。林建海先生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981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留学，之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国际金融学博士，从1989年开始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至今差不多已经24年了，相继担任过亚洲部经济学家、政治发展部高级经济学家等等，各个部门一直在做。2010年3月担任IMF副秘书长，2012年3月升任IMF秘书长，他是从我们中国大陆出去的除朱民以外，又一个在IMF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官员。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地，趁他回国探亲路过上海的时候，请他来给我们做一次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挑战与策略应对”。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林建海先生。

林建海：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时间和大家见面，在座的很多都是老朋友，有些是新朋友。对于上海，我是比较熟悉的，尽管不太会说上海话，但是能听懂一部分，所以这次回到上海，感觉比较亲切。今天天高云淡，蓝天白云，前几年到上海来，我觉得还是雾蒙蒙的，今天上海的天空非常漂亮，所以觉得心情也非常好，谢谢依德的介绍。今天晚上我想利用较短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还有我们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最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一些长期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今后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应当引起大家的关注。最后我会留一点时间请大家提问。

第一部分是全球性的挑战。我们全球的经济究竟面临什么问题和挑战呢？我觉得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今天的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复苏速度不均匀，比较缓慢。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称它为三重速度复苏，即不同速度。这是什么意思呢？欧元区今年仍然是困难重重，增长率预计是负数，负百分之零点六，不太理想。众所周知，欧元区的疲软对我们中国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响。发展比较不错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尽管最近增长率有所减缓，但是依然可以预计增长率为5%，2014年可能略高一点，达到5.5%左右。而介于这两类国家之间的是美国，美国经济正在复苏，金融市场恢复得比较快，加上它的房地产、汽车行业也在增长。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宽松的，这就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复苏条件。对于日本，我觉得也应该提一下，大家都知道，近半年来日本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实际汇率贬值将近20%，综合种种因素，给它的经济复苏带来契机。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增势不错，增速为3.5%，市场信心有所提高，所以日本政府还是比较高兴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一是它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是一个长期结构性问题。二是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比较低。三是日本的债务非常重，这一点待一会儿我会介绍。三个因素综合起来看，日本中长期前景还是不容乐观的。这是全球经济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经济复苏速度比较缓慢，不均匀。

第二个重大的挑战，就是失业率。我们粗略估算了一下，全球有2亿人失业，其中7000多万人是年轻人，也就是说，每5个失业者中，有2个年龄不高于24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再深入看一些主要国家的失业率，在危机发生之前，2007年的平均失业率为6.4%，危机发生以来，大家看这幅图（图1），除了德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的失业率都大幅上升，西班牙、希腊的失业率高达近30%，有一半年轻人失业，这个挑战是巨大的。我们再看看欧洲的情况，这是2008年的德国地图（图2），深色区域表示失业率比较高，达到12%以上。到了2012年（图3），深色区域越来越大，浅色区域也很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失业率在欧洲特别严重。美国的失业率原来是10%，现在是7.5%，下降了一点。这是第二个方面，即高失业率。

图1　高失业

图2　2008年欧洲失业状况

图3　 2012年欧洲失业状况

第三个国际经济面临的问题是高政府债务（图4）。我们来看一看，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当时除了日本政府债务较高之外，其他国家的债务水平比较低，低于大家公认的GDP的60%水平线，这是我们所认为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债务水平。对于日本，我们说它的可持续性可以高一点，80%的GDP，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债务结构不一样，它主要以内债为主。看看现在，所有国家的债务都上升了，包括日本，日本的债务水平接近GDP的250%，这是很高的，美国也超过了100%，好多国家都创历史纪录，所以高政府债务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的债务呢？关键就是危机发生以来，三大因素推动了债务上升。大家看看这张图（图5），除了日本债务持续上升之外，实际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美国，在危机之前债务水平都比较平淡，没有上升，危机一来迅速上升。一是GDP增长率很低，或者为负数，所以债务和GDP的比例就上升了。二是国家税收下去了，因为经济活动比较脆弱，所以税收上不去。三是国家开支增加了，为了使经济恢复增长，许多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开支措施，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政府债务水平的大幅上升。

图4　高债务

图5　高债务

那么这三个重大问题——低增长率、高失业、高债务问题，会给制定经济政策带来什么困难呢？我待一会儿会较为详细地分析。比如说财政政策，要放松财政政策，降低税收，增加开支，这对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及减少失业当然是有效的，然而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债务；反之，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就会不利。那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过去两年来，我们在各次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每次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我们每年春季4月开一次会，然后10月开年会，我们内部有五次会议，有部长级会议、央行行长会议，大家对于财政政策宽松的问题争论很激烈。

第四个问题是我自己加进去的，即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进程比较缓慢。这是G20集团关于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改革的议程（图6），这个时间表包括六大方面。对于会计标准的工作基本还没有完全展开，全球有两大会计协会，一个是国际会计协会，一个美国会计协会，要求是这两家要协调起来，采取同样的会计标准，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始。比较理想的是巴塞尔协议Ⅲ，我们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美国、欧元区基本上也做到了。2013年9月，俄罗斯我们会把这件事情的进展梳理一下。

图6　进展缓慢的国际金融改革

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第二方面——影子银行。可能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有些人也会问中国有没有影子银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影子银行问题比较复杂，影子银行属于非银行金融中介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包括退休金管理、保险等等，并不是所有非银行金融中介都是影子银行，这是其一。其二，大家问我，影子银行是好还是坏？影子银行有好有坏。好的方面在于，它实际上健全了金融市场，增加了很多内容，增加很多活动，使融资变得更加容易了，中小企业通过非银行中介融资，包括信托投资公司等等这些做法，对金融市场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它的监管方面还是比较弱，因为影子银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知道它在那里，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大，在做什么事情，监管比较弱的话就带来一些风险，这也是G20金融管理委员会正在研究的工作之一，如何采取措施，来监管影子银行。那么影子银行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它的规模还是非常大的，在这张图上（图7），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加在一起，规模大概超过了230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非常大的概念，我们全球的GDP可能就是60万亿美元左右，比它少很多倍了。大家看这张图，右边是非银行体系，影子银行大约占三分之二，可能是65万亿美元左右，大约占全球GDP的110%。所以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大的。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就是G20和我们的工作中心之一。监管方法有两种。一般来说，有很多银行也是从事非银行中介活动的，所以可以通过银行直接干预或者直接监管，这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对某种影子银行的活动进行监管。比如说对冲基金，影子银行的私募活动，也属于影子银行，需要进行直接监管。这个问题国际间正在讨论，2013年9月在G20的峰会上会提出一些方案来。以上是四大困难与挑战。

图7　什么是影子银行

对于欧元区，在国际上它有自己独特的困难。第一个问题就是信贷渠道不畅通，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图8）。2008年以来，欧洲央行采取了大动作，把政策利率从4%下调到1%，我们看看商业银行信贷率，法国、德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率稍微下降了一点，然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和危机之前大同小异，为什么呢？政策利率下调之后，银行信贷率照样不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以德国为基准，看看其他五个国家，这五个国家是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政府债券利差，也就是发行政府债券要支付的利息，与德国发行债券支付利息的差在2012年很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家对欧元区不太看好，认为风险很大，所以要求这些国家的国库券支付很高的利率，现在政府债券利率下降了。为什么下降了呢？因为欧洲央行采取了很大的动作，所以市场认为这些国家的风险下降了。但是我们看看银行的信贷利差，这五个国家和德国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欧元区银行体系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它的整个资产负债表还是比较脆弱的，有很多问题银行还没有解决好，所以银行要么不愿意过多信贷，要么要求借方提供较高的利率，从而导致银行信贷渠道不畅通。信贷渠道不畅通，影响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

图8　欧元区银行贷款利率和央行基准利率

欧元区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经济竞争力消失，从这张图上（见图9）看，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代表竞争力非常弱，劳动力成本下降了，说明竞争力很好。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的竞争力比较强。而爱尔兰、希腊的竞争力比较弱，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工资因素，大家看到，相对于欧元区17个国家来说，德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低的，低于欧元区17个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再看看爱尔兰和希腊，右边的工资水平很高。经济不增长，工资反而高，整个竞争力也就失去了。

图9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我们再看第二个因素——生产率，欧元区的生产率基本上还不错。所谓生产率，就是每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的产值，所以希腊、爱尔兰或多或少地弥补了劳动力工资水平高带来的不利影响。危机发生以来，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改革措施，希腊、爱尔兰的劳动力成本有所下降，也就是说竞争力略为上升。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这里浅色代表竞争力有所改善，深色代表竞争力有所下降。左边是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它们的竞争力或多或少下降了。为什么呢？实际上倒不是因为工人工作更努力了，或者工作时间长了，而是因为很多工人下岗了，所以产值好像没有变，然而工人下岗了，这样一算，好像生产率提高了。

欧元区的第三个问题是对欧元区解体的预测。2012年的今天，市场非常敏感，觉得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现在大家认为，欧元区解体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这种预测就渐渐消失了。为什么呢？这与欧元区自身的经济改革，包括欧元区央行强有力的动作有关。

面对这么多问题，我们有什么工具呢？学经济的人一般都知道，应对危机有四大工具。第一个是汇率政策。过去很多国家遇到经济困难、出口疲软的时候，就会采取汇率政策，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带动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但是在欧元区，没有一个国家有独立的汇率政策。第二个是货币政策。对于货币政策，大家都知道，欧元区、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像英国，都已经在广泛使用货币政策，包括非传统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QE，美国用得很多，所以几乎所有主要的央行，它的资产负债表都在大幅度扩张。美联储的资产在危机期间扩大了三倍半（GDP的20%），欧洲央行也增加了三倍（GDP的10%—28%）。这张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出来很多钱，从而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央行还有没有政策空间？我觉得政策空间是有的，但是已经是很小了。实际上5月22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有个讲话，假如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好转，失业率再下降的话，那么美联储可能会考虑退出QE。讲话一出来，一下子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就产生了大波动，包括美国、欧元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第三个工具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劳动力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自由化，投资环境的改善等等。按照我的理解，这些改革是根本性改革，就像一个人生病一样，不是靠吃药，而是靠自己的力量，增强自己的体质，根本的是提高经济竞争力。但是这些改革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不是说我现在改革，马上就能见效，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第四个就是财政政策。刚才我们提到了，财政政策要实现三大目标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什么叫财政政策调整呢？就是减税，增加开支，采取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如果增加税收，减少开支，财政政策就紧缩了，对经济就不利。那么什么是最合理的组合呢？是多税收，少开支吗？什么是最合理的速度呢？多快多慢？这个问题，在过去一两年争论很激烈，大家看法不一。这就要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来定。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恢复比较慢，失业率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采取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先让经济恢复过来。就像一个人身体不好时一样，先吃点药，让身体先恢复起来再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非常严重，在国际市场上根本借不到钱，或者利率很高，当然就没有选择了，必须采取紧缩财政的措施。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在整个经济领域里面，找出一个平衡点来。经济政策的选择，实际上就是要寻找一个比较理想的平衡点，而最大的难点就在这里。

减少政府债务，达到可持续发展水平，这条道路是非常漫长的，所谓任重而道远。从这张图上（图10），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都已经开始行动了，也就是进行财政调整，但是道路还是很漫长的。

图10　通往可持续债务之路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情况。日本是高债务国家，我们粗略估计一下，日本从现在到2020年，每一年政府的财政盈余占GDP的比例都必须比上一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到2030年以后，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盈余，这样才能把它的债务降下来，达到GDP的80%，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把这个财政盈余每年递增2%，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税收要大幅度上升，日本就考虑增加消费税，从10%提高到12%。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当时英国参加战争，花了很多的钱，它的债务从1915年低于GDP的50%，上升到1918年的119%。面对这么大的债务，英国政府开始有点紧张了，于是就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1918年的财政支出是GDP的负22%。它打算在五年之内，就把财政逆差扭转为顺差，产生占GDP的9%的盈余了，一来一回，财政收入增加GDP的31%，它的调幅很大很大，目的就是想把债务降下来，降到GDP的60%。但是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债务占GDP的比例迅速上升，从1918年的119%上升为1923年的195%。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经济不仅没有恢复，反而萎缩了25%。为什么会萎缩呢？关键是因为它的财政政策过激，动作过大，经济根本没有喘息生存的机会，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几乎死掉了。就像一个人身体不好，希望通过吃药马上好起来，但是药下得太重了，身体受到了根本性的影响。有了这个例子之后，后来二战之后，英国就聪明了，它慢慢来，债务当然很高，二战花了很多钱，1946年债务占GDP的270%，后来逐步调整到1975年的47%。这期间经过了30年的努力，所以我说道路是漫长的，任重而道远。新西兰也同样如此，它采取了比较缓慢的财政调整政策，逐步逐步把债务降下来。所以经验教训还是比较深刻的，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例子。

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解决欧元区问题的政策应对是怎样的呢？要从两方面考虑，一个是从国家的层次上想一想，我觉得它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财政政策要反映这个国家经济的根本，该紧就紧，该松就松，关键是要恢复好，增强市场对这个国家的信心，这样融资利率就下降了，经济就可以恢复。第二，银行体系比较弱，信贷渠道不畅通，所以银行改革必须要继续进行。第三，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这是经济的根本，必须继续进行，目的在于增加经济的竞争力。从整个欧元区17个国家层面上看，必须实现两个一体化，一是财政一体化，二是银行一体化。

目前银行一体化工作正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到位，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必须建立同样的银行监管机制。第二，必须建立同样的银行决议机制。银行出问题了，希腊出问题了，怎么解决？意大利出问题了，怎么解决？或者德国出问题了，怎么解决？所以要建立统一的银行决议机制。第三，建立统一的存款担保制度。这一点对银行体系稳定性会起到保障作用。这些工作都在进行，但是难度非常大。国情不同，大家的看法也有不同。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达成共识。这就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四大困难以及加上欧元区的几个困难，目前正处于这样一种状况。

现在我们来谈新兴经济体市场。下面这幅图是上海的情况（图11）。大家都知道，1990年上海浦东还是比较落后的，连楼房都没有，今天不得了。新兴市场在危机期间表现非常不错，增长率比较高，维持在6%的水平。如今的新兴市场，已经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可能知道，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20年前，当时我们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高达四分之一。在21世纪头7年里，新兴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50%。危机发生以后，我们新兴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高达四分之三，单独中国一个国家大约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三分之一。我们再看看国际贸易方面，同样地，90年代我们的国际贸易占全球国际贸易的比例很低，约为16%，而现在是37%，接近40%。此外，我们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图11　上海的变化

但是新兴市场也面临着困难或者挑战。什么困难呢？一个就是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太大，给经济带来很多压力或者挑战，包括政策压力以及一般的压力。这张图中（图12），上面表示资本流入，下面表示资本流出，深色是债券，浅色代表股权进来。大家看看这里就会明白，7月13日，由于之前伯南克的一通讲话，整个市场大波动，很多资金从新兴市场调出去了，退回去了。他们觉得美国的利率可能会上升，因为美国将紧缩货币政策使利率上升，于是把资金撤出来。这样一进一出，对我们压力很大，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新兴市场银行信贷增长比较快。看这张图（图13），我们中国的“粗线”是趋中，但是趋中的增长率也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名义GDP的增长率，即通胀水平加上实际GDP的增长率，久而久之，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待会我还会谈到。

图12　流向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

图13　新兴市场信贷增长

我们简单看一看中国的信贷。从这张图上（图14），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以前中国的信贷占GDP的比例大约为135%。这是比较平稳的，没什么变化的。然而2008年后，这个比重就大大上升了。现在达到了200%。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我们政府增加开支以应对危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因此我们的信贷增长还是比较快的。

图14　中国信贷占GDP的百分比

图15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融资总量

我们再看看投资。固定投资（见图15）是非常平稳的，2008年社会融资总量也非常平稳，基本没有变。深色的代表银行信贷，浅色代表非银行中介信贷，当然银行信贷下降，非银行信贷增加，信托公司信贷增加。危机发生以来，突然间我们的固定投资大幅上升，从占GDP的39%迅速增加到45%左右。银行信贷和非银行信贷都急剧上升，所以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难与这一点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信贷方面。新兴市场还面临第三个困难，也就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很厉害，这给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或者进口都带来一些难题，这与我们的经济增长都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点，新兴市场人口老龄化也逐步成为一个问题。这张图（图16）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均需要几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看看我们中国，1990年平均11个劳动力负担1个老人，2010年是9个劳动力，那么预计2030年以后，4个劳动力要负担1个老人，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包括日本、德国、美国等等，今后这个负担会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问题。

图16　平均几个劳动力在负担65岁以上的老人？

此外，我们最近搞了一项研究，我觉得挺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图（图17）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的三个阶段，发达国家开支占GDP的比重。50年代开始公共开支占GDP比重为20%，到了70年代，上升为30%，到了八九十年代，上升到40%。

图17　发达国家公共支出曾经迅速增长

这是为什么呢？随着经济增长以及收入的提高，大家对保险制度、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就上升了，于是政府开支就增加了。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这张图（图18），就是新兴市场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对比，也就是说，平均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现在的人均GDP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50年前的水平，他们的50年前就是我们的今天。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们50年前公共开支增加就很快，从GDP的20%上升到40%。依此推理，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同样面临政府公共开支的压力呢？所以这又成为一个新的难题或者需要我们关注的挑战，这个是比较新的数据，最近才拿到的。

图18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对比

印度尼西亚的卫生开支占GDP的比例很低，约为4%，中国的教育卫生等加在一起是6 %，相当于当年发达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一半的水平。所以政府开支今后也要关注起来。面临这么多困难，新兴市场的政策应对也是四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我们觉得财政政策也需要因地制宜，做好准备，未雨绸缪，要重建财政的空间，一旦有什么风险，我们至少可以应对。二是货币政策要谨慎一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其目的是要防止经济与信贷片面过热。三是要进行金融体系改革，新兴国家的金融体系改革都相对比较弱，我们国家也同样如此，所以金融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四是结构性改革，刚才说了，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在我们国家，要争取确保可持续包容性的高增长率。这要靠结构性改革。

最后一部分，我想简单谈谈长期趋势。我们看过去2000年的GDP增长率。1800年之前，整个全球经济以中国、印度、欧洲为主导，单单中国一个国家的经济占全球GDP的40%。后来我们落后了，欧洲继续保持强盛，继而美国出生了，出生幼儿也非常强劲，逐渐取代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往前看的话，我们希望到2050年，中国GDP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叫它“重返未来”。从全球角度看，将出现多极化的世界经济。GDP的比重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略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如果以市场汇率来算，我们还低于发达国家。十年以后的今天，新兴市场国家GDP的比重将继续上升。金融业方面，新兴市场金融业还是比较脆弱的，新兴市场占全球金融业的比重为27%，还不到三分之一，希望十年以后逐步接近于一半，和发达国家差不多。

我们再来看看国与国之间的对比，这张图（图19）是2012年的比重，也是以购买力平价算出来的，美国比重最大占23%，中国占18%；但是如果用市场汇率来算，我们仅是美国的一半多一点。2030年以后，我们希望中国继续发展，把这个比重扩大为28%，美国可能会缩小，日本缩小得更快，印度就是图中像眼睛一样的区域，可能继续上升，大概是这样的态势。我们希望这些目标能实现。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比较重要的指标，像GDP、人口、军事开支、技术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弄个综合指数，那么当今世界，只能这么说，还是以美国或者欧元区为主导。希望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继续发展，继续加强，进而接近于欧元区和美国的水平。希望到2050年以后，我们能成为最大的经济政治国家。(www.daowen.com)

图19　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广大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也会加强，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这要看我们如何应对。这张图（图20）反映的是经济和民主程度的关联性，简单来说，白点就是某个国家，因为比较敏感，所以我们就不把国家名称放进去。这里可以看到，靠左边收入比较低的国家，一般中央集权比较强；往右边推过去，收入逐步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追求高质量的包容性增长，我觉得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图20　经济与民主程度的关联性

气侯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相互作用，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对气侯变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气侯变化也会对GDP产生影响。一般研究气侯问题非常难，大家现在普遍认为，在今后50年内，全球气温升高2.5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说这个假设成立的话，会怎么样呢？全球气候升温了，对GDP影响非常大。影响程度最大的是一4.9%，这是在印度，每年增长率将降低4.9%。非洲的年增长率将降低3.9%。地理位置越往南，影响越大。这是很粗略的推算，不可能非常准确。

再来看看非政府组织，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包括你们这些研究机构，近年来发展非常快，80年代比较正规的非政府组织有600多家，现在接近4000家，这些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每年开年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他们过来，让他们提供建议，因为他们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都比较了解，他们的建议我们都听，我们尽可能地发现他们的观点。这也成为国际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是一种趋势。

还有一点，当然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革命的影响，这是大趋势。地球是平的，大家都知道，很早很早以前就这么说了。现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有5亿人在使用，Facebook有将近10亿人在使用。这是什么意思呢？整个国际成为一个整体，任何信息包括政治、经济等，瞬时可以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对我们经济决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天天关注微博，看邮件，看新闻，这个大趋势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以美国的Twitter为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追随者大概有4万多人，我们IMF是140多万人，英国首相是200多万人，美国总统的追随者有3 400万人，但美国有个唱歌跳舞的年轻偶像，他的追随者多达4100万人。这种信息变化，也就是信息革命，将给我们带来很多机遇，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挑战，包括我们的经济决策、商业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等等。

我最后再讲两点。第一点是关于中国经济。我从北京到温州到杭州，大家都提这些问题，我觉得中国经济整体还是比较理想的。一是它的经济增长率稳中有进，7.5%、7.8%，这种增长率在全球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觉得和过去比好像降低了，但我倒不这么看。增长率非常重要，但是质量同样重要。二是我们的财政以及国际收支状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国际储备非常强大。我们的物价也比较平稳，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国家有没有近忧和远虑呢？也有。远虑，就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问题。过去我们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往前看应该怎么办呢？根据经济增长的原理，我们需要看四个因素——人口、土地、资本、技术。我们的人口红利，预计2020年到2025年就会消失，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土地非常有限，资本投资也不可能永久保持在GDP的50%。剩下来的就是技术更新，带动整个效率的提高，以高效率来保持我们经济增长的高速发展，这是一个关键。我们现在的效率提高不多，我们在提投资向消费转变，消费当然很重要了，但应该加一点高效率。那么效率来自何方？技术更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然后是科技信息化、企业管理现代化、人才培养、教育等等，综合各因素就可以逐步提高效率。效率就是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产值有多大，只有提高效率，才能保证经济高质量地持续增长。这是远虑。我们国家对这一点非常重视。近忧，刚才我提到了，现在非银行中介增长比较快，不是说有问题，而是说需要关注。还有一点，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投资融资也需要引起关注。

我这次回来，很多人对我说，他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懂非懂，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里我很简单地说一下。这个机构是1944年成立的。二战以后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市场特别是外币市场，非常脆弱，非常混乱，这个机构的宗旨就是维护国际金融外汇市场的稳定发展。当年还成立了世界银行，就是帮助欧洲战后恢复经济发展。现在世行的主要任务是扶贫项目的信贷，我们负责国际宏观经济的分析、监控、调整这方面。第二点，关于IMF的职能。第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关系，包括多边经济磋商。每年来中国一两次，就近期的经济情况以及中长期展望，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以及经济应对政策。第二方面是信贷。一些国家遇到困难了，我们现在的可用资金大概是1万亿美元左右，可以用来提供信贷。像希腊、葡萄牙等国家需要钱，我们给它信贷，信贷量比较大，一笔可能高达500亿美元，目的就是增加它的财力，让它能够进行经济改革，恢复经济发展。第三方面是技术援助。一般都是免费的，包括培训计划，帮助成员国家加强机构治理管理，特别是财政部、人民银行方面。当年我们成立的时候，成员国总共有44个，台湾当时代表我们国家，1986年我们取代台湾。现在我们有188个成员国，全体雇员有3000多人。中国雇员在1989年是两个，后来三个，现在是120多个，所以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中国在机构里占的份额，现在是3.9%，美国占17%，美国最大，日本其次，接下来分别是德国、英国、法国、中国。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治理改革，2010年同意的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中，希望它能尽快到位。到位之后，中国的话语权就上升到6.1%左右，仅次于日本一点点。到时候美国还是最大，之后是日本、中国、德国、法国。这次到位之后，我们将马上开始下一轮的改革讨论。当然下一轮改革时，中国的经济还在上升，所以中国的份额将越来越大。对于金砖国家，也就是中国、印度、巴西、俄国，2010年改革到位之后，这四个国家都将是我们的十大股东之一了，所占份额就会比较大。我们有董事会，代表了188个国家，董事会是常驻的，每天开会，一年有400多次会议，这些会议都由我来安排，从早开到晚，所有的经济磋商、信贷等都是要通过董事会批准的。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中国、沙特这七个国家是独特的，剩下的那些董事代表很多国家，像非洲一个董事代表25个国家。IMF非常重大的决策，需要85%通过，包括配额的改革以及资金利用方面。因为美国拥有17%的决策权，所以有些方面，美国可以拥有否决权，因为需要85%才能通过。目前是这样的情况。近年来，我们和G20等协作非常密切，好多方面都是共同的，他们开会我们都去，他们的好多会议也在我们这里举行，包括部长级会议。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林建海秘书长，他以广泛的国际视野，对当前全球经济的三个主要问题，做了比较全面以及非常有条理的解读。下面我们有一些时间，留给大家提问题，或者进行讨论。好，先请王行长。

王世豪：感谢林先生的精彩演讲，也感谢你为我们中国人争了光。我想问一个关于近忧远虑的问题。近忧呢，2013年中国经济在外贸上，碰到环太平洋的TTP和欧美6月的TTIP的双重夹击。外汇上遭遇5月22日的美元升值和2013年日本的3月20日黑田行长上任之后，日元贬值的双重夹击。人民币实际上在升值，发达国家回迁高端制造业，东南亚国家与我们竞争低端制造业，在这三重夹击下，你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趋势如何，有什么好的对策？远虑的事情呢，你刚才讲到，对于今后的30年、50年，相当多的中国人都非常乐观，都讲未来将远远超过美国。但你倒是看看，要达到这一个远景，有什么必备的条件？实际上，也有相当多的不利因素，有没有可供中国发展的资源？中国有13亿人啊。我就提两个问题，谢谢。

林建海：你提的问题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及时。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近忧远虑，都是相互联系的问题。怎么理解呢？我们先看近忧。对于出口市场，我刚才说到了，欧元区增长非常脆弱。对我们中国来说，欧元区是很大的顺差，这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2013年，预计2014年、2015年，可能对我们出口的压力依然很大。美国虽然正在复苏，但是复苏的速度并不是太快，所以对我们出口的压力也在那里，日元就更不用说了，你刚才提得非常对，非常好。总体来说，这对我们出口行业的压力还是很大，困难重重，所以我们现在出口增长缓慢，甚至是负数。从全球来看，近期有两个地方的出口市场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是非洲，当然从量上来说并不大，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第二个是拉美，拉美实际上出口市场潜力很大，我们不能忘记。出口的对策，一般在于多元化，对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来说，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我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和远虑有关系。总体上看，我们过去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单凭这三高是不能维持高增长率的。为什么呢？我们的劳动力价格提高了，而且越来越高，可以往西部转移，当然也可以去东南亚，比如说越南，好多产品从越南出来，还有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他们的劳动力价格比我们还低。因此产业、产品的提升问题，短期问题就变成中长期问题了。所以说，经济的转型，我们说它是远虑，实际上也是近忧，怎么样尽快使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达到预期效果。我刚才说到了，实际上出口也好，制造业也好，最终出路靠效率，不是光靠投入，投入很重要，但关键还是靠效率，人的效率。效率来自何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定要提高管理水平，推进信息化、技术更新、教育等等。这既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又是一个短期问题。

出口市场面临困难比较大，也许在今后一两年，甚至在更长时间内是一个问题。那么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呢？第一，市场多元化，产品多元化。第二，就是把这个问题和中长期改革连为一体来考虑，使我们整个经济更上一层楼，打下基础。我记得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非常悲观，因为它向IMF借了一笔钱。我当时在基金的政策部工作，好多韩国人都哭了，并且好多妇女把自己的金项链金手镯拿出来贡献给国家，说不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了，这是一种耻辱，他们还在背心上印了字“IMF是耻辱”，当时非常悲观，觉得韩国的经济没有出路了。然而它调整得非常快，适应得很快，不仅没有失败，反而做得非常成功。现在韩国的经济实力很强了。

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有两个公司——现代、大宇最厉害，现代公司继续存在、不断发展，大宇就消失掉了。当时韩国也非常悲观，因为韩国经济是靠大企业支撑，台湾是靠小企业支撑。所以大宇不成功，他们也比较悲观，那么企业的去向如何？它经过调整，现在大宇消失了，三星起来了，三星更厉害，占了全球很大的市场份额。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适应整个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总体来讲，20年、30年、50年这种大趋势，虽然它不是我们做决策的依据，但观察一下，琢磨一下，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不是说我们国家就一定会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做很多工作。经济转型的问题也在于人口红利没有了。好多中等收入国家就是这个道理，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时候，人口红利没有了，劳动力成本上来了，不积极改革，经济就陷进去，出不来了，再也不增长了。而我们国家，我觉得现在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我在新华社做报告，我说好多措施是明智之举，我想经过努力，我们不会掉进这个陷阱，我们一定会更上一层楼，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谢谢。

杨燕青：感谢林老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做了一个广度、深度、厚度都非常一流的报告。我非常快地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看大趋势，就是新兴市场加上发展中经济体引领全球经济，这是从危机以来IMF几次提出的大趋势。这两天正好有一个研究机构，叫Breach Water，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统计结果，它预测2013年的全球GDP里面，发达国家将占到60%，新兴市场只有40%。虽然它不是用PPP，就是根据GDP的名义值来算的，但是它得出一个不同的趋势，认为发达市场又将引领全球市场增长，新兴市场引领全球市场的趋势将被逆转，从PPP和非PPP来看，有时候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对于这个趋势，IMF怎么看？IMF是不是还坚定地认为这个趋势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没有逆转的可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最近从全球到中国，互联网金融都特别热，大家就在考虑，到底该不该监管？那么从IMF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个新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IMF怎么看待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从全球的框架来看，中国是属于特别差，还是比较差，或者说还是凑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数据质量是在平均线以下，请林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林建海：对于GDP，是由市场汇率还是由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大趋势是假设的，实际不一定能做到。是假设新兴市场能保持过去五年、十年的增长率继续前进，可能达到一个什么局面，但不是说金砖国家一定会做到，我们也无法推测，没有一个机构能推测说一定能做得到。整体来看，新兴市场发展潜力依然存在。为什么呢？它的人口和发达国家比，相对优势还是存在的。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特别是如果金融业发达了，会为经济的推进以及持续增长创造更有利的技术条件，这是不可否认的。对于发达国家，我们都知道，像美国的经济，一般来说，潜在的增长率约为3%，而新兴市场可以认为是5%—6%。由此推理，应该说，新兴市场的比重将会逐步上升。趋势很难说逆转，除非发生重大的危机，除非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比如我们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里出不来了。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的。预测10年、20年、50年后的大趋势，这是假设，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

第二个是关于互联网金融的问题，我不是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很难评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业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一致的。监管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整个金融业稳定发展，而金融业稳定的发展，也是我们银行从事具体工作所期望的目标。我们不希望互联网金融上去了，过两天就掉下来了，这将给整个经济，给银行和企业本身带来很大的损害。当然互联网金融监管就比较复杂了，监管需要数据，这是首先要做到的，没有数据怎么监管呢？所以对于数据，不一定是中国存在问题，全球都存在问题。我刚才说到了，数据的采集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好多非银行中介机构的所作所为不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那怎么知道它做了什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两个目标是相同的，监管需要数据，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如何监管。监管既要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运转，又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所以要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这当然不容易了，但是必须要这么做。所以我觉得，银行业务也好，非银行业务也好，互联网金融业务也好，都应该接受同样的监管制度，从而有利于银行业的持续发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我们国家的统计数据，我觉得进步非常大。因为我1989年进IMF的时候，我们在东南亚开展经济磋商，其中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搜集数据。我印象非常深刻，出差之前两个月，就把我们要求的数据做成表格，寄给要去的国家了。我们到的第一个晚上，看到这些数据乱七八糟，有些根本对不上号，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把数据全部理出来。经济是很好玩的，它是一个球体，经济球体分成四块，一块就是供求，供应和产出。产出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块；需求是消费、投资、进出口。消费分两块，政府这一块来自财政，政府的消费来自财政开支，政府的支出也来自财政。第二块是财政政策，把所有的财政政策理一理。第三块是货币，因为财政要借钱，涉及货币政策，所以要把货币政策全部理出来。第四块是对外部门，就是国际收支债务。当时我们对金融体制不太关注，关注是在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突然间发现，金融这一块非常重要，所以花了很多精力研究，现在我们对全球金融市场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当年碰到金融问题，我们就问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给我们分享报告，现在我们是非常领先的。所以市场经济合为一体，就成为经济整体。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数据造假的话，比如说，韩国1998年外汇储备数据就造假，明明没有那么多，硬说有那么多，但是也不能说它假，它当年外汇储备1000亿美元，但这1000亿美元里面绝大部分贷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把它弄到国外去了，实际上它的外汇储备不实用。所以有的国家有时候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能会给我们不同的数据。第一年，我们很难查出来，为什么呢？国际收支表里面有个项目，叫做错误和遗漏，就是你资产负债表不平衡的时候，就放在错误遗漏里面，这样国际收支表就平衡起来了。这个错误遗漏在第一年可以很大，如果第二年错误遗漏没有了，我们就会问去年是那么大的数字，今年为什么突然间就没有了？是不是数据统计好起来了？如果不是，说明去年造假了。所以一个国家可以造一次假，但是不可能永远造假，最终我们会查出来，查出来就糟糕了。当年数据非常短缺，非常不容易，中国也一样。多少年来，我们给中国提供很多技术援助，每年派很多人来和中国一起提高数据的质量。我觉得，今天我们基本的数据统计还是非常不错、非常全面的。你说100%的准确可靠，那不一定。为什么呢？不是说造假，而是统计是一层一层来的，还有统计方法都是不一样的，省市县一级一级往上报的时候，都不一样的，不是说有人有意造假，把GDP弄大一点或弄小一点，不是这样的，而是统计口径不同，统计方法不一样，所以最终不一样。比如我举一个马尔代夫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马尔代夫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是通过市场调查得到的。怎么调查的呢？我们国家的统计比较健全了，是每天要调查的，调查多少个商品，定期的市场，定期的对象，定期的产品，定期去调查，你才能摸出一套物价的规律来。马尔代夫那里的CPI非常不稳定。我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找到了他们的统计局，统计物价的是一个女的，有三个小孩。她是这样说的：我一个星期调查一次，有时候两次，有时候三次，小孩需要我的话我就调查一次，小孩可以让我脱身的话就两次、三次。我问她，你是几点去做市场调查的？她说这要看小孩，可能早晨，或者晚上，或者下午，都可以的。我说，你下午去，这个市场就不一样了，她说当然不一样了。所以我就知道，怪不得物价是这样的。像这种情况你能说是有意的吗？当然不是，但是没有人告诉她。统计还是比较微妙的。还有你哪里来的消费数据？就靠市场统计调查，统计哪一个地区，是不是同一批人，是不是同样的产品等等，这还要看人家心情好坏，心情好的话，物价比较平稳，心情不好，物价就上来一倍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总体来看，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统计数据还是不错的，大体上还是比较可靠的，进步非常大。当然统计数据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不是人为的造假，而是技术处理比较难。

徐永：谢谢林秘书长。我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宏观的一个问题。前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积累了比较高的债务，现在潜在增速下来之后，也是一个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我们看到中国央行2013年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但是货币政策执行起来，商业银行的应对还是比较脆弱的，流动性也会有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目前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中国金融机构的稳健性问题，到底硬着陆的风险有多大？谢谢。

林建海：我简单说一下。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对，30年的成绩是非常巨大的。我记得90年代初，我去IMF后不久，当时刚好苏联解体，大家争论非常激烈，就像现在争论财政政策一样激烈，比现在还激烈，就是中国的改革和俄罗斯的改革，究竟哪一种改革的成功概率更大？当时绝大部分人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一定会成功，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会失败。为什么？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可能改革一个方面，而不动其他方面，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俄罗斯是整体改革。几十年后，我们明白了，中国改革还是很成功的，成绩非常巨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还是非常相信我们国家的这种能力，现在领导能力越来越强。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过去我们的代表都是不说话的，开会时我老怕他睡着了，开董事会的时候一句话不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发言是很有水平的，非常得体，该说的、不该说的，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掌握得很有分寸。你别说，人民银行还是人才济济，很厉害的。人民银行也好，财政部也好，我对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这里就涉及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即流动性问题。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困难，就是整个银行体系还是比较弱的，不是非常发达，不像出口产业那样发达，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如何协调监管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平衡点怎么找？如果去杠杆化太快了，就会硬着陆；如果不去理它，可能就成问题。以我的理解，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就软着陆，经济增长比过去缓慢，然而经济增长比较稳定，质量比过去高，这是一点。第二点有关银行的去杠杆化，据我来看，目前流动性不至于造成重大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需要重视这个事情。社会融资的总量，从GDP的135%上升到将近200%，这就要引起重视了，贷出去的钱是不是都是高质量的？是不是都能拿回来？是不是都流进了高产值行业？是不是浪费了？这就是现在要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的问题。

缪其浩：你前面展示的一张图（图13新兴市场信贷增长），我发现其中有一年中国的趋势和其他国家完全相反。就是2009年这一年，中国的信贷特别高，可能是因为“4万亿”。但是所有的其他国家，都是一个低谷，这么一个绝对的差别，我非常奇怪，能不能做点说明？

林建海：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非常具体。2009年，我们“4万亿”出去了，信贷增长非常快。2010年以后，除了土耳其，基本上这些国家在10%—12%这个区间，而我们中国的信贷增长率下降了，从很高的位置下来，因为基数开始很小，突然间因为“4万亿”元上去了，使得基数很高了，所以增长率就下来了，这是由基数的变化引起的。如果一平均，又不一样了。关键就是说，近一两年来，2011年和2012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加快了，从低于10%上升到15%左右，上升得比较快了。所以你看一下图（图14中国信贷占GDP的百分比），这就造成2008、2009年的GDP百分比往上跳，2010、2011年基本不变，然后近期又上得很快，分两级跳，跳得很快。关键是最近上涨很快，可能会给银行带来很多压力，也许我们要高度重视的就是最近上去的这种情况。再看看社会融资总量，上升得很厉害，这一点也需要关注。也就是说，这么多钱出去了，最怕的就是形成不良资产，造成浪费，这个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现在国家关注的并不是增长快与慢之间的矛盾，而是质量问题。非常感谢。

乔依德：其实前面那张图和这张图还是相吻合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2008到2009年上升了，跟信贷增长方向是完全吻合的。我们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林建海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我也代表基金会和我们的合办方社联，对大家在如此炎热的天气来参加我们的沙龙活动表示感谢。

附录：IMF秘书长林建海先生与国内学者的座谈^[2]

乔依德：今天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林建海先生。在沙龙正式开始前，我们先开个小会。

徐明棋：我先提个问题。FSB（金融稳定理事会）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FSB是不是相对独立的？它跟你们之间的工作怎么衔接？

林建海：金融稳定理事会是相对独立的，它的总部现在设在BIS（国际清算银行），目前使用的是BIS的人手，但是相对独立。

它的主要工作有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国际会计体系的协调，目前有两大会计体系，国际会计协会与美国会计协会，需要在它们之间协调；第二个方面是加强银行业数据的搜集；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影子银行；第四个方面是场外衍生品的监管；第五个方面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第六个方面是巴塞尔协议Ⅲ。这六个方面都要在G20峰会上拿出方案来。这些方案的起草由IMF、WB（世界银行）、FSB负责。

施箐：我有个问题。IMF对成员国提出的改革措施和建议是以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或促使它们得到切实实施的？

林建海：有两类机制，一类是双边机制，一类是多边机制。双边机制也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第四条款磋商，IMF会跟成员国进行双边磋商，内容是关于政策、对策、措施、方案等等，每年一次。对于一些大的经济体，我们有专门的小组，来分析研究它们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因为如果大的经济体在金融方面处理得不好，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带来不利影响。这是双边机制的两种做法。第四条款，还有专门对金融银行体系的分析报告。多边机制的做法有好几种，一个是每年有两次大型出版物，一个就是全球金融稳定报告，4月和10月各发布一次，然后7月和来年1月各更新一次，这是很大的报告，发布之后，网上也会有的，报告会非常系统地分析整个全球金融市场体系的情况、前景、问题以及对策。多边机制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报告，有几个比较大的，一般都是在7月发布。至于贯彻的问题，因为双边机制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一般来说政府比较重视，除非有人提出建议，认为它没有依据，完全不成立。如果他们觉得这个有依据，一般来说他们也会赞同，也会逐步落实，因为这对经济也有好处。多边机制呢，是一种指导性的意见，它没有义务。多边关系，像G20的很多报告，包括全球经济展望、金融市场等等，都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而G20本身也没有说G20成员必须要做到，没有这种要求。一般来说，这种建议是好的、合理的、可行的。双边的话，一般第二年我们会再回来看看，在过去一年里，去年提的建议，有没有得到落实，如果没有，为什么？有什么困难？如何来继续贯彻落实？

乔依德：我提一个问题，金融危机以后，现在关于份额、投票权或者治理，有两次方案，第一次方案已经在2010年得到落实。第二次提出来，应该是2012年10月，现在主要是美国的问题了，国会没有通过。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你觉得前景会怎么样？你觉得这件事情会继续拖一段时间呢，还是会很快得到解决？

林建海：你说的对，2010年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个是配额改革，要求翻一番，我们现在3 600亿美元的资本额要达到7 200亿美元，这个翻一番要求拥有70%股份的配额国家通过，这是一点要求。当然在2010年，我们还有一个改革，就是现有的董事会，24个董事中，有19个是选举出来的，另有5个董事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其他国家都要选举。中国、沙特情况特殊一点，自己代表自己，而有些国家就不一样了，像非洲，一个董事代表25个国家。拉美也好，中东也好，选举对它非常重要。这个背景因素有其不合理性。所以改革就是要使所有的董事全变成是选举的。当然这一条涉及IMF的章程，章程一修改，涉及国际法，因为它是国际条约，所以问题就大了，必须通过国会，要么是总统，要么总理，要么外交部长签字，连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签字都不允许，这非常复杂。这是美国国会的事情，美国国会必须通过，国际法的修改才能成立。第二条改革要求是必须要有113个国家同意，也就是IMF五分之三的国家同意，并且至少需要拥有85%发言权的国家同意。现在我们有将近150个国家同意了，但是这150个国家所拥有的发言权加在一起才75%，美国一家拥有16%的发言权，所以美国拥有否决权，现在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美国政府也正在努力，因为国会的时间表有时候难以确立，政府也很难知道国会的时间表。我们希望，在2013年这件事情能落实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轮改革的讨论。下一轮改革，按道理来说，改革必须要在2014年1月完成。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说非常紧迫，我们等待2010年的改革一到位，接着马上加速进行。那么改革成功之后，中国的份额将是6.39%，排第三位；中国的投票权将是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改革到位后，金砖四国，南非不算的话，都是IMF的18个股东之一。所以下一轮改革，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又将前进一大步。目前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李蕊：我想问一个问题。在IMF看来，IMF和G20之间的角色定位是什么样的？除了像刚才您提到的，在报告上提供一些智力支持，参加G20峰会等作用之外。我想知道，在G20进行议题设置的时候，IMF有没有参与进去，它起的是辅助性作用还是指引性作用？

林建海：G20也是独立的。当然它的机构比较松散，没有秘书处，所以好多事务的处理一是靠东道国安排，二是我们协助它安排，比如它有很多会议都在我们这里开，这些会都是我来安排的，包括部长级会议、副部长级会议，还有工作会议。它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把专题分成六七个工作小组，有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税收的，投融资的，IMF改革问题的，这样分成几块，工作小组一般由七八个国家的副财长或者央行副行长组成。在这个基础上，它边讨论边拿出方案，然后提交给副部长或者副行长讨论。在这个基础上，再提交给部长级讨论，部长级讨论之后，再提交给首脑讨论，就这么四个等级。我们的工作是：在每个等级里我们都介入，工作小组的一些讨论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尽可能提供。我们和G20是独立的关系，又是协助的关系。对于副部长级、部长级会议，也都是一样的道理，包括它的公报，我们都在一起参与讨论。因为好多东西涉及专业性问题，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机构。东道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它可以加一些议程，这样就要看东道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有些问题在东道国比较重要，就可以放在议程里面，成立工作小组来研究分析，这一点东道国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整个过程分为四个等级，我们在每个等级层次都起到协助作用。我们还给它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经济报告，就是G20的Mutual Assessment。他们开部长级会议时，我们都提供好几个背景报告，包括全球经济展望，区域经济展望等专题的报告。如果他们需要国际税收报告，我们就提供支持，或者是其他方面看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尽可能提供协助。

李蕊：您刚才提到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相互评估程序），能不能具体再谈谈？

林建海：2010年前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大家就觉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比如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欧洲，波及新兴经济体，而欧洲的金融危机，又波及美国，波及新兴市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当时作为一个设想，我们把20多个重要国家的经济捋一捋，看他们之间的关联如何，然后提出来几个比较主要的指标，来衡量国别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影响。比如说要达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看什么指标呢？当时争论比较激烈，一些人认为应该看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平衡问题，中国当时存在很大的顺差，他们就说，应该依据顺差大小来确定该不该进行内部的经济政策调整来协助国际经济平衡发展。后来德国、中国不太同意，说不应该看经常账户，应该看贸易账户，我们中国当时贸易账户顺差比较小，国际经常账户顺差比较大，德国也一样。美国觉得应该看国际储备，德国和中国说不行。用几个指标，贸易平衡、政府债务等来衡量这些国家的经济大致处于什么状态，它的政策该不该调整，如果不调整，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什么影响，相互之间应该怎么去做。这也不是法定的，是一种自发性的相互监督的一种做法，所以叫做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徐明棋：根据你的判断，2013年的G20会有什么新的议题？因为最近欧美、俄美的关系有了变化。

林建海：估计近一届还是一些传统性话题，应该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包括全球经济的展望。也能涉及几个话题，包括欧债危机以及美联储的退出政策、时间以及策略。当然也可能涉及平衡增长问题，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没什么特殊的。第二块就是国际金融银行体系改革问题，第三块就是国际税收，还有一块是俄罗斯比较感兴趣的投融资问题，特别是基础设施，也包括中小型企业融资的经验教训。还有IMF的治理改革，俄罗斯很有兴趣，我们当然更有兴趣，巴西也有兴趣，基本上来说，新兴市场国家大多都会有兴趣，包括韩国、印尼、南非。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改革对它也不一定有用，所以这个矛盾是很大的。美国的股份大体上不会下降太多，只会下降一点，它只要确保15%的发言权就行了。关键是欧洲要丢掉很多发言权，欧洲放弃不等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得益，放弃的份额有一半是给了中国。在160个新兴市场国家里，好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计算出来的份额远远小于它现有的份额，所以要保证它们维持现有的份额，美国的份额又基本不动，欧洲、日本的份额就要下降。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欧洲就不愿意了，不愿意也没有办法，算来算去，怎么算呢？

乔依德：不管是计算份额也好，投票权也好，都是有公式的。这个公式现在在评估，本来应该在2014年1月1日完成，可能来不及完成，可能要拖。这个公式当中，我记得好像有四个主要内容，包括GDP等等，那么现在的争议是怎样的？中国是希望GDP占的权重大一点，其他国家或者是美国希望别的方面比重大一点，主要的分歧是什么？

林建海：总体来看是三块，美国、中国、欧洲。美国希望最好是单独的GDP，其他不要考虑了，太复杂了。如果是单独GDP的话，美国希望用汇率来计算，这是一块。欧洲也赞同用GDP，但是不要用PPP（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要保留开放度指标。开放度对欧洲非常重要，因为欧元区17个国家，它的贸易往来、金融往来很密切，所以开放度这个指标对它非常重要。但是开放度对美国不太有利，对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太有利，所以就产生矛盾了。对于我们新兴市场国家，当然是GDP最重要，同时也希望PPP加大，开放度起码应该减少，最好是不要这个指标。这三家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现在还在讨论怎么样比较好。最终都是政治妥协，不是说谁对谁错。大家都明白，这么算对这些国家有利，那么算对那些国家有利，最终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妥协。记者采访我时，我说配额问题需要理解与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一共就是100%，你说中国要拿很多，谁愿意拿出去？为什么要拿出去？那就需要理解了。国际经济格局变了，那么是不是它一定要按照你计算出来的份额来拿？这就是妥协问题。受益者妥协一点，人家就同意了，同意之后，我们就成功了。

乔依德：人民币进入SDR，2010年评估了一次，在两个指标当中，贸易是可以的，但是freely usable（自由使用）这点不够。我记得在2012年戛纳G20峰会前，好象是IMF理事会，也开会讨论过货币进入SDR篮子的标准，现在也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这方面的进展怎么样？2014年年底是要进行评估的，你估计2015年人民币进入SDR的可能性大不大？

林建海：人民币现在在国际贸易里使用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用处还没有像贸易发展得那么快。衡量一个国家货币的指标就几点，一是可兑换性，二是在贸易和金融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对于人民币来说，两个比重都还比较小，金融就更小，也没有自由兑换，我觉得综合起来考虑，可自由兑换这一点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民币进入贸易使用的比重一定会增加，这毫无疑问，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这样的。不能完全可兑换，就成为一个问题。理论上来说，要求可兑换也是对的，不能说它错。应该允许人家买卖，也应该允许人家在这里投资，进来出去，也应该允许人家在国际市场上兑换，这本身也是对的。所以，如果说这一点不变，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讲。国际间也得讲道理，我们是大国，但是道理还得讲。目前还没有谈到这个事情，现在正忙着危机、欧元区的问题，忙着新一年的改革，我们谈得很多的是改革问题，还没有谈到进入SDR问题。当然你说的对，2014年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想这个事情了，有些人认为人民币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成为SDR的一部分，而发达国家一般认为，可自由兑换应该是一个条件。还有一点就是说，从技术角度看，人民币如果成为SDR的一部分，关于它的利率计算，因为SDR的利率是weighted average（加权平均值），那么用什么工具来算它的利率？所以金融市场应该是自由的，比如美元，美国6个月的国库券是美国的基本利率，英镑主要是由伦敦拆借率确定，那么如果是中国的人民币，我们以什么利率作为SDR的计算利率？这是技术性问题，不是原则性问题。所以我估计2014年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讨论，并且2014年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

徐明棋：人民币利率应该市场化，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将来伦敦、法兰克福都会搞起来，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会更广。

乔依德：很遗憾，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先谈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书面再聊。我们现在要一起过去开始林建海先生的沙龙演讲了。

【注释】

[1]林建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根据2013年8月13日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根据2013年8月13日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林建海先生与国内学者的座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