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1]

乔依德：蔡昉先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和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他现在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我国人口学研究方面是一位权威专家。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对蔡昉先生的演讲表示欢迎！

蔡昉：大家晚上好！其实我跟左（学金）院长有点像，我不是人口学家，但是关注人口问题。由于我所受教育和所做研究主要是经济问题，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谈谈人口因素如何影响过去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立足点还是经济增长问题。

图1　求人倍率变动趋势

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2008、2009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两任总理都坚定要“保8”，意思是说如果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就不能解决每年2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当然这背后还跟财政有关系，但总的来说是以就业的出发点去“保8 ” 。2012年没有达到8%的增长速度，而且年初也定了不“保8”，结果是什么呢？没有对就业发生任何的冲击。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叫狼来了，狼来了，但狼真来了却不吃羊。2012年9月全年的新增就业任务已经完成了114%，登记失业率4.1%，和往年一样，和多年来一样。

大家看到，这条曲线表示的是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上的岗位数做分子，寻职人数做分母）近年来的变动趋势。2012年它大于100%，比往年都要高，并且逐年提高。同时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调高最低工资，说明还是存在雇工难问题。由此，主流仍是招工难，并不是失业现象。所以虽然没有保8，但“就业”却没有出现问题。

为什么没有出问题？当我们说经济增长会影响就业的时候，说的并不是绝对就业，而是指宏观经济下降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的增加。同时宏观经济不好的定义是说经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我们看到2012年虽然没有达到8%的增长速度，但它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

图2　十二五”增长目标与实际情况对比

通过这幅图，我们看到，7%的增长水平是“十二五”目标，这个增长率怎么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十二五”的潜在增长率是我和我的同事测算、估算出来的，它是7.2%。2012年的目标，温总理年初定的是7.5%，高于潜在增长率。实际上2012年的潜在增长率比“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还高一点，也是7.5%，而我们相信2012年最终实现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7%。最后公布的数字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也许还会高一点，肯定不会低于7.5%。也就是说在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7.5%或者7.2%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当我们讲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就假设是充分就业，潜在增长率的含义就是在充分利用资源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

回到为什么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增长率下降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人口因素所致。在过去这些年里，我说的是比较早的时候了，总的来看，在改革开放整个时期内，我们人口的变化，撇开就业率、总人数不说，就看低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变化，也可以说15岁到59岁，或者说15岁到64岁都可以，反正它代表的是劳动力，是生产型人口。

图3　劳动年龄人口与人口抚养比

大家看这个图，迄今为止劳动年龄人口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这个迄今为止不是指今年，而是2010年。因为人口抚养比是以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依赖型人口做分子得出的比值，从而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增加的同时，抚养比也会持续下降。

如果我们破除长期以来马尔萨斯的说法：人口的数量增长率影响经济增长率（多年证明没有这么回事），就会发现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人口结构变化有利于经济增长。

有利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叫做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添加了一个额外的推动作用。如果人们想通过计量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到底有多大，那么通常要找一个变量放入经济增长模型里。这个变量就是抚养比，人口的抚养比，也就是研究人口抚养比在下降过程中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大小。因为抚养比代表负担，抚养比下降意味着负担轻、储蓄率高，抚养比下降意味着劳动年龄增长。过去所有的计量，包括我们自己做的都是引入抚养比变量，估计抚养比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变化，因此叫人口红利。

如果从整个经济增长理论来说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人口抚养比在统计上只不过是一个残差——人口红利的残差。人口红利体现在所有经济增长源泉当中，或者说所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变量当中，而那些没有囊括的因素都进入到人口抚养比变量中。

图4　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我们过去30多年每年接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中，最大的一块贡献来自资本积累。从这个图上看，差不多70%来自资本积累。资本不仅仅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而且和人口因素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口红利的支撑，经济增速不可能维持资本贡献70%的情形。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知道人口变得越来越具生产性，负担轻，从而实现高储蓄率、高积累率、高投资率以及高资本形成率，这是一个条件。第二点就更重要了。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讲经济增长的前提就是假设资本报酬递减。克鲁格曼在批评东亚模式时，批评新加坡模式中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提高。但他有一个问题，他不懂得在中国，甚至在东亚有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是不短缺的，从而存在人口红利。在这种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不断地投入资本跟劳动力去匹配，从而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终究还会出现。

今天发给大家的小册子里有上一次林毅夫跟大家讨论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林毅夫说得有道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不发生，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比较优势。但绝对的报酬不递减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不存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林毅夫讲了一个故事，克鲁格曼批评东亚模式，其中主要是拿新加坡做例子，新加坡人不高兴了，结果李光耀遇到克鲁格曼的时候，就质问克鲁格曼：我们连续40年积累率高达50%，这是全球最高的（现在他们没有这么高了），同时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你还说没有技术进步，那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林毅夫的解释是：新加坡探寻到了新的比较优势。这种解释充其量占一半，其他没被解释的一半可能是数据不准确，计算不准确，它不可能没有报酬递减。但还有一部分，新加坡有一个特点，当它自身人口红利消失时，它采取了大量使用外工的方式。我们知道，新加坡的GDP中有40%是移民创造的，因此可以不受到自身劳动力短缺的约束。这一点很重要。总的来说，因为有剩余劳动力，资本报酬不递减，所以才能够保持资本积累持续推进经济增长，而且保持非常高的速度。

图5　劳动年龄人口与抚养比的长期趋势

此外看劳动力的贡献，也就是人力资本的贡献，我们都知道是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当然也是人口红利。剩下的叫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技术进步，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采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也许我们还没看到这跟人口红利有多大关系，但还有一部分，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由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产业部门引起的。因为剩余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这种转移本身就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它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接近一半。所以我们整体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虽然不能说就是靠人口红利来推进的，但在所有推进经济增长源泉当中都有人口红利的因素，都有有利的人口结构变化的贡献。因此很自然地，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了，那么我们整个经济增长源泉就会发生不利的变化，从而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事实上我们的人口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的人口达到了最高峰，也就是上面这条线。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年里已经在减少了。同样跟它相关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呈现出绝对上升趋势。所有有利的人口结构都在这一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而这一年很重要，这是“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时期的交界点。我们很自然地发现，“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一定显著低于“十一五”时期。

图6　生产要素变化情况

在继续往下讲之前，我想解释几点。第一，劳动力的增长率一定是负的，而且负值越来越大，呈现往下走的趋势。第二，投资增长率一定会有所下降。因为我们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出现了。关于这一点，后面会为大家介绍。第三，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们不知道，它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里我们按照趋势来设想它。这就是影响我们未来生产要素变化的因素。

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择15到59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左院长跟我做的东西一样的，但他用的是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采用这个年龄段作为劳动年龄人口，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有着很重要的特征，它的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分布非常不均。

图7　中国、美国和日本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对比

从这个图大家看到，美国各个年龄段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基本是一样的。24岁和64岁的人口受教育年限都是14年多一点，因此它在整个15到64岁的年龄段上的人口都是劳动力供给者。日本的情况虽然比美国差了一点，但还可以。再看一下中国的情况，64岁和24岁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迥然不同。而我们的产业结构需要的是具有十年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从这幅图里可以看到，只要过了24岁就不符合这个条件。到64岁时距离这个条件就很远很远了。再加上退休年龄，现在定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因此没法想象60岁的人口可以作为劳动力供给人群，其实59岁就足够了。

为什么假设未来资本的投资增长速度要减下来？如果要减少的话，大致上怎么减呢？我们假设2011年到2020年，投资增长速度从过去每年大约增长16%减到今后每年13 %。虽然从数字来看，投资增长速度没有减太多，但它确实是减少的。

图8　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明显

究其原因，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实实在在发生了，不仅仅我们自己做的结果显示这些年我国的年资本边际回报率大幅度地下降，而且我们引用的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同样的结论。

图9　年资本边际回报率大幅下降

在回报率下降且政府不予以补贴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家将不愿意再继续投资，因此很自然的结果是我们不可能再有这么快的投资增长速度了。基于以上假设，我们测算了各个时期的潜在增长速度：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95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是10.29% ，1995年到2009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9.8%，其中“十一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10.5%，稍大于这一期间的平均水平。估计“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只有7.2%，而估计“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更少，仅为6.1%，潜在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以上数据表明由于受人口因素的影响，潜在增长率会发生变化。

今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十二五”，潜在增长率应该在7.5%以下，但是实际增长速度还在7.5%以上。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狼来了，但这个狼已经发生基因突变了，不吃羊了。

面对降下来的潜在增长率，大家纷纷进言献策。经济学家会跟政府建议说我们还有很多经济增长点，比如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解决“铁公基”问题。政府说经济学家们提的建议都很好，因为这些建议都有抓手，具有操作性，可以通过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一揽子刺激方案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外国人也提出中国经济要硬着陆了，要赶紧采取一些刺激办法。他们也向我们提建议，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其他国家越有好处，因此大家都在往一块使劲，目的都是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要把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拉到潜在增长率之上。那么怎样才能把实际增长速度拉到潜在增长速度之上呢？经济学家们之前的建议大多强调通过拉抬需求因素来提高经济实际增长速度，但是潜在增长率是由供给方决定的，是由资本供给、劳动力供给、生产率进步等因素决定的。没有触动供给而仅仅去拉需求的做法可谓是南辕北辙，至少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还不需要通过拉动需求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图10　“十二五”时期供需双方增长率因素

大家看这是一张很粗糙的图，根据我们测算的结果，“十二五”期间供给方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2%，那我们的需求因素能否满足7.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提出的要求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的初步计算，我们对过去十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出的结果是消费需求的贡献率是每年4.5个百分点，投资需求的贡献率是每年5.4个百分点，而出口需求的贡献率只有0.5—0.6个百分点。将所有需求因素拉动的增长率累加起来，增长速度则将接近10个百分点。

我们先做两个假设：首先假设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即假设未来出口需求为零，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它是负数。再假设投资需求的贡献率减半，这是因为我国之前过分依赖投资需求造成了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不可持续，加上过去几年一揽子刺激方案又留下后患，因此我们做出投资需求的贡献率降一半的假设，即从原来贡献5.4个百分点降低为只贡献2.7个百分点。而消费需求的贡献不发生变化仍为4.5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只要以潜在增长率增长，就业就是充分的，能保证居民的收入增长。最后把4.5个消费需求贡献和之前投资需求贡献的一半即2.7个百分点加起来，得出的结果是需求对经济总的贡献是7.2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经得起需求的支撑，即使现有的出口需求降为零，甚至投资需求降一半，我们还是可以支撑的，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去通过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刺激需求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造成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扭曲要素价格、背离比较优势，直至出现经济泡沫等问题。举几个例子来看，首先一个例子是产业政策失误的例子：我们过去擅于通过用产业政策来刺激需求，下图中的直线是2012年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实际产能利用率大大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大多集中在战略型新兴产业上，比如汽车、钢铁、船舶、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不可否认，过去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探寻未来比较优势，但如果由于大家觉得经济增长速度不够而动不动就要用产业政策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上述所说的问题很有可能就会悄然而至。

图11　 2010年各行业产能利用情况

再一个就是关于区域政策，像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都是为了平衡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而制定的一些政策。但是如果拿它来做投资的引导，刺激经济增长的话，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我们通过图12即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加以说明。通过这幅图大家看到目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已经大大高于沿海地区了。

从理论上来说，相对发达的地区资本相对充裕一些，其资本密集度高，而相对落后的地区资本密集度相对比较低，更应该节约资本。但事实上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远高于东部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西部已经偏离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是一种潜在的错误。

图12　东中西部资本密集度情况

图13　经济增速与抚养比的对比情况

接下来要提到日本的例子，林毅夫喜欢把中国和日本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我个人更倾向于把中国和日本的90年代相比。1990年是日本人口红利消失的年份，早在1970年之前日本就获得了人口红利，也因此取得了9.2%的平均增长速度。1970年左右日本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后人口抚养比没有马上提高而是稳定在那个水平，但实际上它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日本那时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它的产业界、政府和老百姓都不愿意接受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因此就简单地认为日本的问题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于是他们采用了许多办法，比如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刺激经济增长，而其结果是80年代后期的经济泡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1990年开始，日本的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而其经济则进入了零增长时代，日本从1990年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24个百分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吃亏就亏在不愿意接受下降的潜在增长率，而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也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

说了这么多，潜在增长率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虽然有很多人都在讲潜在增长率，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明白。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潜在增长率相当于刘翔的潜能，就是肌肉、骨骼、年龄以及人体的极限。那么需求因素会起什么作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好大喜功、老百姓虽有好意却不懂体育科学以及广告商的唯利是图等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需求过高，远远超过刘翔的潜在增长率，结果导致刘翔会不断地受伤。

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去了，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国过去一直保持10%的增长速度，但因为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的变量从正到负，从负到正变化，因此“十二五”一开始，潜在增长率马上降下来。如果我们不接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事实，假设国际上还有很强劲的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还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而这会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偏离。但是恰逢欧债危机，美国也遇到了麻烦，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国际需求下降了，这反而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进行调整，换句话说就是我国被迫接受调整。这也是2012年我国的一个意外之喜，虽然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刺激经济，但中央政府挺住了，并没有采取什么过分的措施去刺激经济。

前面举的几个例子想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不应该通过拉动需求来超越潜在增长率，单凭拉动需求来超越潜在增长率会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后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潜在增长率不可以提高。那么到底靠什么提高潜在增长率才不会造成上述所说的后果呢？人口红利消失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做的有两件事：一是提高劳动力的供给，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提高劳动力供给方面有一个制约，即劳动力在数量上是不足的，因为劳动力的负增长是必然的。因此应该提高的是劳动的参与率，也就是在既定的人数中有更多的人参与就业。此外，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有一个教训。我们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本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必然是有利的。第二，提高资本劳动比（即用机器替代劳动），但这种替代并不是无限的。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教训就是不能过度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什么说不能过度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的例子。(www.daowen.com)

图14　日本各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图14中最右边的条形图是日本在1991年到2000年失去人口红利的第一个十年，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人力资本、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3个因素的贡献份额。第一块即人力资本的贡献。第二块即资本深化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出94%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靠资本替代劳动即用机器替代人来实现的。第三块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它是负的15%。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失去人口红利之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唯一来源几乎就是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日本在这整个十年里全要素生产率每年都在下降，可见日本没有经济增长是必然的。这是我们要吸取的一个教训，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图15中的趋势是在保持人力资本、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三个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2011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我们可以看到潜在增长速度呈现出下降趋势。首先，假设我们的劳动参与率逐年增加1个百分点，即从目前劳动参与率大概70%左右，第一年增加到71%，第二年增加到72%，以此类推每年这么往上增加的话，每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接近1个百分点，因此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显然上升了一块。

图15　 2011—202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

再者，假设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增加1个百分点，比如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年均3%，变成这十年里年均增长率是4%的话，潜在增长率又能提高1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到了2020年时，在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提高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潜在增长速度增加了1倍。以上模拟说明，既定的潜在增长率不是宿命而是可以改变的。但改变的途径不是靠需求拉动，而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提高潜在增长率自身，换句话说就是把文章做在刘翔身上，而不要从外边刺激他。

我们前面说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岁数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目前不可能靠延长退休年龄来动员这部分人成为劳动力，因为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

图16　中国城市化率变化情况

从图16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城市化率是51.3%，但是要按户籍人口算，就是按非农业户籍人口来算，我国的城市化率目前只有34.7%，这两个数字之间差了十六七个百分点。之所以两者差这么多，是因为有1.6亿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但没有取得城市户口，他们这类群体面临着就业不稳定的压力，一有风吹草动就回家了。再者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无法预期在城市养老，因此他们通常在40岁左右就退出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虽然他们还可以回家干活，但由于他们退出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这就降低了劳动的总体参与率。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提高劳动参与率。当我们讲“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候，不是说剩余劳动力完全没有了，而是指用原来不变的低工资水平达不到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因此为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工资得不断地上涨。

从图17可知，过去这些年农民工的增长速度是趋缓的，但农民工月实际工资是迅速增长的，即使这样我们目前还是不断地遇到招工难、民工荒等问题。

图17　中国农民工人数变化情况

2011年农民工工资实际增速是21 %，继续用提高工资这个手段来增加农民工劳动力供给是行不通的，工资再高的话对企业来说人力成本压力就太大了。因此我们要让农民工劳动力供给保持下去，但不能太快，这就要用公共政策改革即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进了城更容易得到社会保障，更容易落户，然后有更好的预期。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地转移，继续转移不仅能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总的来说，就是目前不能让市场继续通过不断提高工资来加强剩余劳动力转移了，而是要用公共政策来部分代替市场的作用。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有几个问题我要补充说明一下。第一个要说明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人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主要是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未来产业结构升级会转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这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从9.1年提高到9.6年。而转到第二产业资本密集部门，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提到10.4年。而要转到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上去，要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提到13.3年（如图18所示）。

图18　二三产业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结构

图19　中国城市人受教育程度情况

看上去要求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增加不了多少，但实际上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一点点增加都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我们看图19的统计结果，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发现中国成年人的受教育程度经过10年才可以增长1.3年。因此为实现就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要早做准备，多花时间。

如果要延长我们的受教育年限，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国义务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百，如果想延长受教育年限，提高劳动者素质，那么受教育者必须上高中，必须上大学。所以如果没有高中和大学的继续扩招，我们的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不可能提高上去。

图20　中国升学率变化情况

图21　各国（地区）相对杰出指数对比

第二个要说明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首先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进行。

从图21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还有很大的技术差距，有巨大的技术差距意味着我们还有后发优势；意味着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更快的途径去达到技术的更快进步，在这个时候不能让所有的领域都搞自主创新，如果是那样的话，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后发优势。

再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改革进行。

图22　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如图22所示，我们过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从劳动力和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从而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提高。今后我国剩余劳动力会减少，相应地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也会降低。在一个产业内部比如第二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距。而在一个行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也有生产率的差距。如果能够缩小这个差距，那么仍然可以获得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

这里向大家提供三个不同的研究，即三个30%。第一个研究表明，现在像美国这样的成熟社会，它的全要素生产率有30%到50%来自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的消失。也就是说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有效率的企业把其他企业的资源都拿过来，这种企业的生生死死、退出和进入机制是我们所没有的。第二个研究涉及中国，研究表明，我们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的边际生产率差别是巨大的。如果把这个差距缩小到目前美国的程度，那么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到50%。这两个研究完全是由不同人做的，但他们都得到同样的30%到50%，两个研究结合到一起得到一个结论，即西方国家目前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一半的源泉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第三个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

将上述由三个完全不同的人所做的研究综合起来看，可以说第一个研究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从哪儿得，而第二个研究表明我们没有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然后第三个研究揭示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垄断性质。国企垄断在那儿了，它不退出，其他企业就不能进入，因此有效率的企业就不能替代无效率的企业，结果是我们不能有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制度环境，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要通过改革来得到提高的。

最后又回到林毅夫讲的故事，克鲁格曼批评东亚模式，新加坡人不高兴，直到多年以后李光耀遇到了克鲁格曼，还跟他争论。当然争论归争论，新加坡政府还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他们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作为国家目标。他们具体怎么实施的我们还没有研究，但他至少通过克鲁格曼的批评，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管怎么说都是有益的，但目前对我们来说却很难实现。我是人大代表，积极支持我所在的省，一个发达省份，他们搞了一个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我给他们提建议，说拿全要素生产率来考核，后来被否定了。否定了以后我给他们省委讲课，省委领导支持。结果统计局又来找我，他们说接受这个建议，可以拿这个来考核各个地方。那么怎么算呢，我就派了一个博士后帮他们算，算完以后他们又放弃了。因为这么发达的省份，结果排在第16位。

其实新加坡的争论说明两个道理。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的确重要，你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有意识采取正确的政策去改善它，那么是有收益的。所以李光耀说他们40年50%的积累率，却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虽然不是真实的，但也说明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健康的。第二，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就是一个统计残差，不要过分地在意它的数量概念，应该以理解它的基本含义为主。

我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这些了，现在欢迎大家提问和评论，谢谢！

乔依德：非常感谢蔡昉教授为我们做的一个有学术深度又非常有意义的演讲，下面是大家提问或评论的时间。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刘幌松你开一个头吧？

刘幌松：我觉得蔡昉教授研究得很全面，很系统，凡是涉及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问题的研究，肯定要研究人口因素。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可能过于专注于短期问题，却对人口因素关注度不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大幅度下降，我们也做了相应地研究，其结果和蔡昉教授所说的差不多。蔡昉教授的绝大部分文章我基本都看过，觉得他的研究非常系统，有些很技术性的问题，我想可能大家不是很关注我就不问了。蔡昉教授演讲当中曾提到，建议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觉得这实际实施起来存在很大难度。演讲中说现在城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之间差16到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大约2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却没有户籍，到四十几岁以后他们就会回到农村去。这种城市化的年龄差异现象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表现得很明显，15岁平均城市化率达56到57个百分点，15岁到40岁平均城市化率大约在55到56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城市化率一下子下来了。我们的确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这部分人留下来，从而提高我们的劳动力参与度。但问题是根据我看到的资料，现在一个劳动力如果要达到户籍化的话，全国平均大概需要8万块钱，在上海这种地方可能需要更多一点，比如说可能需要10万块钱。但按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上海大概有2300万的常住人口，实际户籍人口只有1500万人，也就是说大概有900多万的缺口，900多万乘以10万意味着需要9000亿元财政上的投入，这很显然已经超出了上海市的财政实力。从全国范围来讲，需要的财政投入可能就更多了，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在实施过程当中遭到多个城市市长的坚决反对，也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建议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建议、这个方法、这个方向肯定都是正确的，但到底怎么样循序渐进地往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所以我想听听蔡昉教授在这一点上有什么看法，谢谢！

蔡昉：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问得很好。我们也尝试做了一个测算，但我对测算不是太有把握，所以我就不说测算的具体情况了，总的来说我们测算所需的财政投入没这么多。我自己一直不清楚解决一个农民工的落户问题到底需要多少钱，基本上大家公认的是10万到30万元。但是，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大多数的社会保障全是现收现付，这部分里面有些是政府补贴。但可以假设没有政府补贴，此时农民工是净贡献者，一分钱都不要政府给他补贴，反而他替政府养现在的人。比如我们养老保障制度是现收现付，他养老人甚至还要养中年人，如果制度设计得好还能把自己的个人账户做实，他一个人负担这么多东西，政府反而不是主要的了。第二，我同意总是有很多补贴，比如最低生活保障、城市低保，甚至十八大讲的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它的含义还有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这些东西都要加进来。这里面最大的该是义务教育问题了，这是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本身就是地区差距的集中体现，人们愿意纯粹为了教育去迁移，这让地方政府很难解决。过去我们也讲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其实这都是由财力与实权不匹配造成的。我认为中央不会把财力向地方倾斜，中央不会改变这个基本原则，但应该多呼吁中央把责任承担起来，利用这个机会让中央把义务教育责任接过来，这样的话至少很大一块麻烦就解决了。像其他的保障性住房完全在于制度设计，可以涉及需要农民工投多少钱，政府可以补贴多少，让他享受什么样的水平，等等，但我的意思是要强调解决户籍问题的重要性。今天的农民工60%以上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我们调查发现超过30%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而且16岁以前主要在城市居住的和在城市上小学的人占到了30%以上。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务过农，更没有一个人还想回去务农。农民工已经进城，虽然看上去他们40岁就回去了，但未来这拨人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没有回头的余地。如果说他们不能回农村，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将来会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会受到就业的冲击。如果这时候他们没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话，我觉得这部分人可能不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而且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政治风险，所以应该集中精力妥善解决户籍问题。

左学金：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首先我是非常同意资本深化这一点，但我觉得实际上国家提高生产率，除了人力资本要深化，我们的金融和土地利用的效率也要大幅度提高。因为不仅仅生产率在不同行业间差异巨大，而且金融回报率差别、利率差别在不同企业之间也是非常巨大的。讲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时，我觉得还应该强调一下这两块。第二个问题，您的演讲强调要提高劳动参与率，我们中国现在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我想请教一下您为什么反对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呢？

蔡昉：先从后边一个问题说起吧。其实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不是一回事。法定退休年龄其实跟劳动参与率没多大关系，它和政府制定享受退休福利年龄的条件有关。真正重要的是实际退休年龄，如果你的实际退休年龄是53岁的话，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意味着年龄太大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你的目的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的话，因为没人用超过实际退休年龄的人，所以仍增加不了劳动力供给；如果你的目的是通过让他晚几年拿养老金填补缺口的话，你也会失望，除非决定让他们自生自灭，否则他失业了，你还要给他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拿完还找不到工作，你还要给他低保。因此53岁的实际退休年龄恰恰认为高年龄的劳动力是不需要的，他们是非常脆弱的，到了实际退休年龄还不让他们退休其实是将他们推到风口浪尖，所以我坚决地反对这个政策。

其实提高劳动参与率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通过提高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来提高劳动参与率。而关于第一个问题，我非常赞成。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将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很大部分来自部门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说企业要允许真正的竞争，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去，有效率的活下来，并且要扩大规模。跟这个相应讲到的是国有企业垄断，实际上跟您的问题相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金融市场要让资金、资本在部门间、企业间自由地流动，让大家有平等的权利并且用同样的成本来得到资本的使用权，而在土地利用方面更是一样。

左学金：关于法定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问题我想跟您再探讨一下。首先，我认为法定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虽然有差距，但它们是相关的。如果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实际退休年龄也会延长。有位中国科学院的女院士提议延长女科学家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因为目前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女科学家，如果想延长工作年限必须要打报告个案处理。这位中国科学院女院士的这个提案提了好几年了，全国人大都没有给她一个答复。女科学家55岁退休，我感觉很奇怪，同样像教授、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做到60岁就强制他们退休，我觉得这好像有点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再者，我觉得实际上提前退休可能会产生再就业问题，退休了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不需要他，很多人50岁退休了然后再找一个工作。为什么仍然有企业愿意雇他们呢？因为所有的社会保险都免掉了，这造成了人力资源的错配，实际上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最后，我感觉长期来看退休年龄过早加重了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障负担，因为会造成我国的赡养比很高。国外把较高的赡养比这个指标作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所以看到蔡昉先生不同意延长退休，我是比较着急的。

蔡昉：实际上我反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所有理由都源自前面用过的这张图（图7）：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在美国如果企业想雇24岁的人，没有24岁的劳动者，那么34岁的劳动者是一样的，44岁的劳动者甚至54岁的劳动者也一样，更甚至如果不需要体力，64岁的劳动者一样可以雇佣。而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随着年龄的提高迅速地下降，在中国是说如果企业想雇24岁的人，你给他34岁的，他已经不愿意要了，也就是说34岁的劳动者已经没有竞争力了。这不是我们的意愿所决定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接下来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潜在增长率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得到提高的话，如果这是我们的唯一目的，你要退休年龄干吗？他30岁退休了，到其他地方干活去了，这对经济总体来说不就是劳动力供给吗，这不很好吗？

左学金：我们讲的是法定退休年龄，考虑的是养老金问题。

蔡昉：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真不是解决养老金问题的时候，因为老实说那些53岁退休的人是拿不到养老金的。那叫内退，先空着，到时候才可以拿，不用担心这个。到一定时候还不让人拿养老金，他就没法活了，这是工人真实的状况。

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规定，如果你没有到局级、高级职称，女同志55岁要退休。但中组部给你们所有单位的人事部门都发了一份案例，你可以参照执行，你有权力让你的女处长干到60岁，但也可以装作没看见这个案例，不执行，都可以的。我赞成科学家、白领都可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但对老百姓来说，并不是我们不需要他干，而是他真干不了。

乔依德：学金，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以后我们可以私下再谈，或者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总之我们可以继续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研究。下面看看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张朝晖：蔡教授，现在有各种不同的数据，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未来的人口趋势又会如何？

蔡昉：前几年看联合国的预测，他们一般预测大约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会到达最高峰14亿人多一些，他们很长时间用的是1.8的总和生育率，这1.8被我们人口计划生育部门说了20年之久。但国内、国际上一致反对，人口学家不仅批评我们，而且还批评到联合国去了。虽然计生委没有公开说，但他们默默承认了学者的估算值，一般认为在1.4到1.5之间，有的时候像讨价还价一样，说是1.6，总之他们还是倾向于说高，学者们倾向于说低。同时联合国也根据这种趋势做了一些调整，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但是如果按我们目前的状况推算，在2022年，也就是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以后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的峰值为13.8亿人，仅仅为13.8亿人。即使将可能要进行的生育政策改革——比如一对夫妻只要有一个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两胎等因素考虑进来——对人口峰值的预测进行调整的话，估计大约在2024至2025年达到人口峰值，峰值仅仅是14亿人多一点点，中国人口峰值不可能再高了。所以我猜想人口发展趋势其峰值的低限是13.8亿人，高限是14亿人多一点，而关于总和生育率应该在人口普查的结果1.2和大家的估计值1.5之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低水平的生育率了，现在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

乔依德：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蔡昉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注释】

[1]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根据2013年1月17日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